云南大理洱海
云南省大理市难友杨周奇在甲午年季夏，向我发来一封邮件，诉说他58年前目睹的一桩奇特冤案，有三条人命被害而死，其中两位是孩子的妈妈，一位是他高三同学解效同--不满17岁的该子。此案至今没个下落，无法找出施暴与谋杀者，令人扼腕叹息。
1、案件所发地“大理一中”
云南大理有悠久的历史，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围。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水稻，驯养家畜，从事采集、渔猎，创造了大理地区的远古文明。这里世世代代聚居着白族、彝族，汉人只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故新政伊始即各为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实际乃是中共任令官员，大到州长，小到校长。
这里风景绚丽，山青水秀，既有碧波万里的洱海，又有花团锦簇终年积雪的花山，还有下关风上关月的妙景。明代著名文人杨升庵描绘它：“山则苍茏垒翠，海则半月掩蓝”，“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我先后去过大理三次，有两次是玩，一次是参加右友聚会，研讨57反右深层次问题。
大理一中，原名“大理省中”，是民国时代由云南省政府拨款成立的。抗战时期北方逃难的大学教授，有不少来省中任教，培养出不少人才。建政后“省中”改为“大理一中”，成为滇西的一所教学质量很王牌的学校。由于有传统的民主历史，学生思想极为活跃。
冤案发生在1956年，由一个十七岁孩子的一篇“论民主”作文引起。这个学生叫解效桐，他在作文中放笔写道：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二字成为时髦的口号，许多青年学子为争取“民主”丢了脑袋，有的政治家、野心家也高举“民主”的招牌，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为其卖命夺天下，一旦掌了权就翻脸不认人，举起屠刀大喊：“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对你们就是要实行专政”，镇压为“民主”而奋斗的知识阶层……
作为“为人之师表”批改作文的徐姓语文教师，不但不保护学生爱护学生，当即把这篇作文交给当局，引起学校领导的震动：认为这是了不得的政治事件，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召开全体学生、教师大会，对解效桐进行专门批判。这位徐姓老师受到表扬，这篇作文却给解效桐埋下了可怕的祸根。
1957年末教师“反右”斗争胜利结束后，1958年云南省委秉承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指示，在中学生中开展“双反五打”的运动。何谓“双反五打”？实际上是“学校反右”的继续，对象由成人变成了高中、初中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是不叫“反右”的“反右”。
大理崇圣寺三塔
接着，当局通过此一运动，抓捕了许多学生，下关中学还逼死一学生张宝德自杀。
在大理一中里解效桐的作文自然是重点。这篇作文揭露了毛泽东在未夺得政权前许诺“民主”，在夺得政权后立即“食言自肥”，翻脸不认人的独裁、无赖、痞子的丑恶嘴脸。
解效桐在“双反五打”的高压下从不低头，据理力争，大气凛然。想不到在论战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孙振国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说：“粮食不够吃，饿死人是事实，不是攻击”。他在宿舍还向同学说：勤工俭学是本末倒置，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这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本来是说了真实话，但在那个时代是不能说真话的。被触怒的学校当局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组织全校学生对解效桐进行辩论批斗。
解效桐在辩论会上公开说：“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必须向南斯拉夫共产党学习，不能向苏联老大哥学了，再学苏联老大哥是要亡国的”。
这样顶牛批斗使学校下不了台。此时，解效桐最好的“朋友”李凯向学校揭发：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时，民主同盟中央负责人费孝通，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来到大理住在下关永昌祥宾馆，解效桐去拜会他，把自己的“作文”拿给费孝通看，得到费的赞扬。解效桐还称费孝通为“人之俊杰”。于是大字报把已打成右派的费孝通与解效桐联在一起批判。到一九五八年夏天，当年才升为校长的原副校长刘某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以解效桐为首的大同党成员，从现在开始不准再联系任何人”。
不久解效桐、张玉兰、孙振国等学生先后被逮捕。许多大字报公开把费孝通说成是解效桐组织“反革命大同党”的指使者。接着学校展开大搜捕，凡与解效桐有过交往和接触过的学生，每个班都抓了一两个人。顿时学校一遍恐怖，学生们个个屏气禁声，谁敢再说什么？
杨周奇说，当时我总觉得这亊太离谱，是“白肉生疔”，心里很不平。本来是个看法和观点的问题，学校“当局”为什么要这样无中生有，到底为了什么？
19年后的1977年，我也因“反革命”言论入狱两年。1979年获得“平反”后老想他们的问题，加之解效桐与我是云尤老乡，到大理后又与孙振国有交往，才从熟人口中得知孙、张下落。我在下关启文街的街道企业找到孙振国、张玉兰问到此亊的来龙去脉，他们说解效桐已死于狱中，是被看押犯人的大军（指看守监狱的建政军）用刺刀挑死的。他二人释放回家后无正式职业，只能在街道工厂找碗饭吃。那时刚打倒“四人帮”，政治空气还很闭塞，顾虑重重不敢细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