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犯人是最贱的，唯其贱，即如人们脚下的泥沙，能承受一切人所不能承受之重。
好不容易，等到了散会。我就被押送到了集训队。这集训队就好像是我在农场的老家，干部、犯人，每一个都是熟的。年轻的管教干事姓魏，看见我，就笑笑地说：“又来了？”我说：“请魏干事赶快给我解了吧，手要断了。”他一边玩笑地说“不会，我给他们打过招呼，对你，可以照顾一下，捆轻点。”一边，就笑笑地叫人来把我的绳子解了，又说：“你呀，还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我也觉得，集训队这反改造窝子，好像就是民间传说里的那块“断龙石”，任何一条鱼，如果想要变成龙，就得跳到这块石版上来比一比，必须和这石版一样长，不能长一寸也不能短一分，短了要回到水里去再修炼，如果长了，就得把长的那截砍掉。我从1963年5月到1966年6月，已经三次被收进集训队，我怎么能按照“断龙石”的要求使自己变成龙呢？所以，魏干事说得好，不如就在集训队算了。也就是说，只能就做个反改造分子算了。
这时候，许多收监的犯人都一个一个地解了索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每一个人的手杆上，一圈一圈红的、青的、紫的、紫中带黑的、皮肤上冒血的捆伤的绳子印，十分显眼。这对我后来在集训队写那首《绳痕》，是最刺激的现场体验，也是心灵烙印和悲愤情感的叠压与积蓄。它后来聚变成为了我做诗的灵感。
这一次收监的人很多，入监以后，马上就是紧张的“学习”“讯问”“检查”“交代”。有的人，大概是被这“横扫”的气势吓懵了，在听了报告、受到讯问以后，便赶忙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连日连夜地写交代材料，争取能得到从宽的处理。
我虽然是“三闯辕门”的“老集训”，但是，这一次和上两次是大不相同的。上两次的收监，是由于“中苏大论战”和“北部湾事件”的时局变化，政府不得不对“反改造分子”采取防范性的措施，我那时并没有犯什么错误。而这次却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收监以后是要进行审查处置的。我原先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列为“打击对象”，后来经过集训队管教干事的讯问，才知道原来是山西寨中队有一个犯人向方指导员检举，说我在犯人中间散播反动言论，说我攻击江青出来“垂帘听政”。我只好向魏干事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请政府干部去调查，我是什么时候向哪些人说的？有哪些人在场？哪些人可以对证？如果是个别人检举，那么，我和他是怎样说起来的？他说了些什么？我怎么会和他谈到了‘垂帘听政’？他懂不懂‘垂帘听政’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懂，他怎么知道这是攻击江青？如果他懂，请政府查明他是不是害怕我检举他才故意捏造情况来嫁祸于人的？如果经过调查，查明这种人是一贯捏造情况陷害他人的反改造分子，请政府实事求是地给以严肃的处理，以免得他今后继续害人。”——我当时估计，个别人的检举，只要被检举人据理反驳，管教部门是不能轻易定罪的；而涉及到“攻击江青”的问题，犯人是谁也不会承认有他在场的。而这个检举我的人，我猜到就是那个被叫做“臭水鸟棒”的家伙，在山西寨的犯人中，他根本找不到谁愿意附和他来陷害我。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把事情应付过去。
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次“横扫”，后来的演变也真是不由人算。同时收监的人中，有几个过去十分机灵的人，由于害怕这次“横扫”会要了自己的命，连忙写检讨，交代问题，争取“坦白从宽”。结果，不到一个月，总场部就召开了“公判大会”，这几个人都被判处了加刑3年或5年。“宽大”当然也算得是“宽大”了，但刑期毕竟又拉长了几年。而其它那些不承认自己有反改造罪行的人，干部叫大家在集训队里一面学习一面反省问题，后来却大都没有受什么处分。为什么呢？因为那“文革”的暴风骤雨，并不只是要“横扫”犯人，它同时也在“横扫”政府机构。公安劳改部门也跟着产生了一些令人想象不到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干部们的造反组织，有如“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会儿是“人民公安造反队”、一会儿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会儿是“井冈风雷”、一会儿是“雷马屏星火燎原”……干部们每天都在紧张地选择“表什么态”、“站什么队”、“举什么旗”、“开什么会”，都在忙着“贴大字报”、“开辩论会”、“夺权”、“打派仗”。对于已经收进了集训队的犯人，一般就看成是笼子里的“死老虎”，只要他们不跳不闹，有人管着，有枪杆子押着，就暂时放着也不算是大问题了。当然，个别的发现了问题，也还是要判要杀的。可很多人原先收监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判罪的所谓“钢鞭材料”，只不过是有某些需要审查的“问题”，后来，随着时移势变，原先的所谓“问题”，似乎也就一天一天地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