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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文化人格和心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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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之间的交锋,更是毛氏家天下与党内官僚集团党天下之争的序幕。周与刘、邓、陈等诸多党内大佬,联手逼退毛泽东的发难,迫使毛挥泪斩马谡,反手将高岗置于死地。

上图左:邓颖超;中:孙维世;右:周恩来(资料图片)

香港是个政治八卦书籍的发散地,但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却并非八卦,而是严肃得有如《晚年周恩来》,尽管在学术分量上不及《晚年周恩来》那么厚重,况且颇多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选择了有关这个历史人物的性心理考察。笔者八十年代最早评说湖南毛的《论毛泽东现象》,庶几就是从毛在北大当图书馆员时遭受当年北大知识领袖不经意的冷落之后所产生的心理反弹入手,揭示毛的文化心理人格。自弗洛伊德心理学创建以降的二十世纪人文研究,这种探索方式在欧美世界可说相当风行,只是在汉语世界显得有些另类罢了。

蔡咏梅对周恩来的这种性心理分析,让我想起民国学者孙次舟先生在《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一文中有关屈原是同性恋的探讨。孙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在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与周恩来一样,屈原也是一个碰不得的偶像级人物。周恩来是一个清廉革命家的象征,屈原是一个爱国主义标兵。尽管事实上屈原的同性恋倾向远比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兵要真实得多,因为在屈原时代根本不存在爱国观念,但世人就那么铁板钉钉地认定,屈原,就等于爱国主义,从而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将他说成是弄臣,并且还是同性恋。

因此,孙次舟先生的屈原性取向探讨也罢,蔡咏梅女士的周恩来情感方式的考究也罢,都让所谓的学术界感到尴尬,从而引起诸多号称学问家们的不满甚至愤怒。尤其是在这二个同性恋个案都无法确切证实而只能从他们的言行中加以推测的情形底下,周恩来的同性恋倾向与屈原作为一位同性恋弄臣由于失恋而成为《离骚》作者的成因,都只能永远处在争议之中。

不过,同样作为历史人物,在周恩来与屈原之间有个重大的区别,周恩来尽管也将其情感诉诸过文字,但更多的却是转化成政治生涯。因此,屈原的情感是完全抒发在文字里,而周恩来的情感却更多地发散在其政治生涯之中。蔡咏梅女士借重的弗洛伊德理论,仅止于其性心理探讨,那可能还不够。倘若让我来选择周恩来情感方式探究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在周恩来研究当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乃是,周恩来为什么在毛泽东面前那么的委屈求全那么的忍辱负重?对此,《晚年周恩来》一著认为,是因为“周恩来内心深处一直有着强烈的宗教式的原罪感”,《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认为,“周恩来没有家庭原罪感”,“所谓原罪,不是来自家庭,而是来自于不为社会容忍的,更不为其党所容忍的同性恋隐私”。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我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始终在湖南毛面前那么低声下气,关键的心理原因在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自卑和对自己名不符实的恐惧。

我曾经在《百年风雨》中说过,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在于他的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说周恩来什么都是,他当过演员,做过学生领袖,投身政治之后,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领导过两次城市暴动,组创过中共的情治系统,担任过中共的军事首领,主持过中共的统战,成为中共首席外交家,出任了终身的总理之职。说周恩来什么都不是,他求学时代没有读书能力,整天沉溺于演戏,或者与同学缠缠绵绵,无论到日本还是到法国、英国,都没有留学的求学能力,最终不得已,才投身政治。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并非是资历很老能力过人,而是凭着共产国际头领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介绍信得以一步登天。他在上海和南昌所参与并领导的两次暴动,全都以失败告终。在上海的中共情治系统的创建过程当中,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有个钱壮飞,才得以死里逃生。至于在所谓苏区的反围剿之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能力更是平淡无奇。周恩来最拿手的应该是他的统战本事,事实上,周恩来对中共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他以过人的统战能力为该党凝聚了广泛的人脉。周恩来在人际关系上的凝聚力,在中共历代首领中无出其右。只是那样的统战,说穿了无非是哄骗、笼络、收买、利用他人,通常是利用完了就一脚踢开,过河拆桥。这不要说在旁观者看来不上台面,就是周恩来本人也并不以此为荣。至于作为总理的治国能力,周恩来晚年自己都曾坦承不如邓小平实干。即便作为红色外交家,其实也是徒有虚名。张闻天秘书何方的回忆有说,周恩来搞外交的特色是只抓芝麻,大事糊涂;说穿了就是只知沉缅于琐事,根本不懂外交方略。

周恩来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格特征所证明的乃是,周恩来其实终其一生都是个演员,能够将他扮演的所有角色全都演得栩栩如生,至于那些个角色到底做了什么实事究竟有无成就,那就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即便是在流氓政治当中耍流氓比横,周恩来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这种戏子特征,天知地知,周恩来自己知毛泽东知。毛泽东深知周恩来的这种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戏子人格,所以能够驾轻就熟地拿捏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终其一身都被毛泽东踩在脚底下欺负的根本原因。

从文化人格上说,周恩来并非是个孤立的个案,而是颇有类型性的文化心理承传。相比之下,曹操才是真正的管、乐之才,这是诸葛亮自己都在《出师表》承认了的。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取得三足鼎立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借助了东吴诸如周瑜、鲁肃之类士族领袖的雄才大略以及孙权的政治立场。至于诸葛亮帮助刘备所获得的那块国土,主要是从刘氏宗族诸如刘表、刘璋手中忽悠来的。

周恩来的当世同类,便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与周恩来一样,马英九也了无政治才能可言,而是靠着作秀的本领,赢得了民众的选票。马英九的政治眼光和文化视野全都相当庸常,就因为扮相不错,演技出色,故而获得成功。但一旦当政,原形毕露,其短视其平庸其僵化,其周恩来式的婆婆妈妈,一目了然。从周、马两者的扮相上说,周恩来当然是万人迷,马英九人称师奶杀手,全都具有电影明星般的个人魅力,征服选民是轻而易举的。不过,就两者的个人能耐而言,马英九绝对不是与周恩来同一个等量级的。以马英九那点本事,要是处在周恩来的人生位置上,早在延安整风年代,就被毛给做掉了。马英九那样的作秀,与周恩来的长袖善舞相比,显得太小儿科了。周恩来历经的风浪、阅世的深度、人情的练达、待人接物的雍容,全都是马英九在美国学府里再读几个博士学位都学不到的。

也许世人会好奇,这样的人物假如真的从事表演艺术,能否成为表演艺术家?回答是,只能成为高级票友。假设周恩来从事京剧艺术,绝对成不了梅兰芳。假如马英九转行拍电影,也不会成为李安第二。这类人物的艺术人生,并非天才型的艺术家,而是天生的票友,或者文化票友,或者戏曲票友。虽然他们的人生是演戏,但他们的天赋却不在表演艺术,而在政治作秀。倘若要问,假设这类人物真的从事文学或者艺术类的事业,会是什么样的光景。最现成的回答,便是台湾学者蒋勋。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纵览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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