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说话是在1960年的夏天。从1959年起我离开三中队，到跑马坪五中队给小犯人当大组长。和于勉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时沙坪农场的右派和小犯人们已开始大面积的患水肿病。有些人的脸、手、脚肿得发亮，两只眼只有一条缝。整体已不成人形，有些人则枯瘦如柴，形同骷髅。那些饥肠辘辘的小犯人，出于求生的本能大量外逃，出去偷吃的。他们什么都偷，甚至刚种下的洋芋块，即使浸泡过福尔马林，洒上大粪也被他们刨出来烧着吃了。跑不动的病号，呆在工棚已奄奄一息。劳动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大组长的主要任务是背病号送卫生所，埋死人和追捕逃跑的小犯人。1960年夏天，有一次我抓逃犯路过三中队，在山坡上遇见于勉，他柱着拐棍，步履瞒跚地向我走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如今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日益恶化。战争年代饱一顿，饿一顿留下了胃溃疡，又患心脏病，实在拖不起了。近来队部给予特殊照顾，每天发一斤大米给我，可以自己煮来吃，免受食堂盘剥。”他手上提一个美国造猪腰子形铝饭盒，据说是“抗美援朝”的战利品，已准备去煮烯饭，见我来了很高兴，顾不得煮饭了，和我坐在山坡上摆起了龙门阵，他问我五中队的情况，我说：“原先有400多人。后来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一半了，最近又补充进来200多人。我那个大组分了40几个，结果跑了十几个。现在经常追逃犯都搞不赢。有些小犯人去偷彝胞的洋芋，海椒，被彝胞用锄头打死了两个，有的夜晚逃跑又不熟悉道路，跌进峭壁深渊，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成年人也死了不少，熟悉的有陈重寅教援，小学老师罗志荣，大学生周兰新，医生刘天模等，这样下去要不了两年，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于勉听后立即问我：“你知道为什么大量死人？我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在沙坪农场是克扣粮食，在全国是决策失误。”他对毛的个人品质极为反感，十分肯定地认为是毛制造了这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他说：“这场全国性灾难的起因，根子在57年。说了真话的人当右派，当阶级敌人；说了假话的反而提拔重用。不然，怎么会有58年的大跃进，浮夸风？既然亩产上万斤，怎么会大量饿死人？我看没有57年反右派，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无疾而终，毛这样一意孤行，中国还会面临更大的灾难！”我为他激烈的言词而担心，怕他说漏嘴惹来麻烦，他对我善意的提醒似乎不以为然，接着说：“当年我说了真话，如今落到这个下场。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说话可要小心。只要能活着出去，你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反正我是熬不出头了。”他对整过自己的那些人，一直耿耿于怀，对我说：“那些伤天害理，昧着良心整人害人的家伙，决不会有好下场。不管他们在反右派中捞到多大好处，他们最终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说话的语气就像《基督山伯爵》中那个法利亚长老，在伊夫堡监狱向邓蒂斯说话一样，他提醒我：“是什么人从你的痛苦中获取了利益，今后就打他算账。”他甚至还向我讲了一个春秋战国时期那个著名的复仇者伍子胥的故事。他说：“当年伍子胥破楚后，把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中刨出来，鞭尸三百以解心头之恨。有人阻拦劝说：弃了吧！将军不要意气用事，要注意影响啊！伍子胥摸着满头的白发说：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别人爱怎么说就随他去说吧！我才不管呢。”我当时并不怎么理解这个故事的含意，多年之后才逐渐明白了于勉的良苦用心。
这一次见面，他讲的很多，有些内容已记不清了。我看时间不早了，还有追逃犯的任务在身，便起身告辞，匆匆向大堡方向奔去。
两个月之后，我又一次追逃犯路过三中队，路边遇到重庆市公安报来的蒋柏龄。我向他打听于勉的近况，他说：“于勉已经去世了，他是病饿交加含冤而死的。”在那个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制造饥荒的年月里，沙坪农场的山沟里早已饿殍遍野。被关押的右派和小犯人很难摆脱这种厄运。像于勉这样的老者，更是在劫难逃，最先命赴黄泉。这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缩影。
1961年春，我又被调到三中队，听和于勉关系较好的郎先瀛等军人讲：“于勉死得很惨，人还未断气，身边的呢子大衣，俄罗斯毛毯和派克钢笔就不知去向。据说是保管在中队部。可谁也没有见过，更没有谁敢打听这些物品的下落。于勉下葬时半裸着身子，用一张破草席裹着尸体埋在山坡一个土坑里。时间大约是1960年秋冬之间，具体日期已无法查证了。
反右派斗争转眼就是50周年了，我们这些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是一生中永远都挥之不去的阴影。至今我还时常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劳改队，为自己尚未脱离牢狱之灾而胆颤心惊，谁也无法抹平心灵上的创伤。
当年于勉的预言，后来果然一一应验。他对许多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判断入木三分。他向我说的都是真话，至今记忆犹新，在“57”难友罹难50周年今天，写下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以示对他的怀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这批当年20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翁，何况我们说真话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不是吗？我们这些幸存者有责任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