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415”劳改集中营,指的是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415”劳教筑路支队,与德国法西斯在战争年代设立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劳改集中营针对的并不是客居异国的犹太人,而是和平年代的本国合法公民,其中主要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本国知识分子。作为“415”劳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的一名成员,我有责任把自己所知道并且亲身遭遇过的真实情况据实记录,并以此文祭奠在“415”劳改集中营罹难的右派难友。
李井泉的“丰功伟绩”
四川是划右派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自然灾害”、“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划右派多,说明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饿死人多,是因为高举“三面红旗”。由于有“右派多”和“饿死人多”的丰功伟绩,原省委书记李井泉才得以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法律没有惩罚他,冥冥上苍还是给予他以最低限度的轮回报应。“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作为四川省最大的“走资派”,被红卫兵勒令跪在成都人民广场遭受30多万群众批斗,尔后老婆跳楼自杀,女儿遭“造反派”暴凌,儿子毙命于“武斗”。正应了一首民间诗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
四川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权威结论。难友李才义在《风潇潇,路漫漫》一书中引用《当代四川简史》的资料为50279名。据民间传说,直到1980年末,仍有不少人向中央申诉,要求复查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次邓小平问李井泉:“你当四川省委书记,到底揪了多少右派?现报上来的数字已超过了八万多人还有人申诉。我给你擦屁股嘛你得告诉我一个实数啊!”别的单位揪了多少右派我不知道,我所在的《成都日报》社不足50人的采编队伍,就有12名右派分子。相邻的《四川日报》社,150个编辑记者中抓了50多名右派。《星星》诗刊从主编到编辑全是右派。四川当时有7000多万人口,该有多少右派分子呢?
“415”劳改集中营
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是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的重大“发明”,也是残杀包括右派分子在内的本国人民的一把“兵不血刃”的利剑。在中国的法律条文里,并没有“以言治罪”或“以思想治罪”的惩罚条款,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一家法院可以依法给右派分子定罪。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国务院于1957年8月1日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其中有三条是专门针对右派分子的。这样一来,中共各级党委负责人仅仅依照这个“决定”,就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把右派分子及其它异议人士送到劳改集中营里强制实施“劳动教养”。与此同时,还可以装模作样地对外宣布:按照规定,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通信言论自由”!
“劳动教养”被称为“最高行政处分”,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间解教,主要是根据本人的“改造表现”。因此,要想“表现好”,就得“靠拢党和政府”,“检举揭发坏人坏事”,“争取立功受奖”。一言以蔽之:通过“劳动教养”,就可以把曾经拥有一些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及其它人民群众,改造成为一条条没有脊梁、没有思想、没有自我的癞皮狗。如果你不做狗要做人,轻则批斗,重则杀头,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是写文章惹祸的“铁帽”右派。1956年10月四川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上,发表了我8600字的“干预生活”的小说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1957年7月19日,在省市委联合召开的千人批判斗会上,我被定为“死不悔改”的极右分子,随后被开除公职,送峨边沙坪农场劳动教养,后转“415劳教筑路支队”,再转看守所、监狱,一共关押了23年之久,相当于一个字关押了我一天。1958年,为了打通大西南大通道,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壮威助阵,成都至昆明的内昆铁路动工建设。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闻风而动,立即从全省各劳教场所抽调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当年4月15日组成集中营式的筑路支队,故名“415劳教筑路支队”。
我所在的第19中队驻云南省盐津县黄桷槽,负责开掘内昆铁路黄桷槽隧道。“415劳教筑路支队”共有30多个中队,每个中队有4个大组,每个大组有4个小组,每个小组有13至15名劳动教养人员,俗称“教民”,加上支队直属的医院、运输、测绘等队,总共有近万人,分布于云南省盐津县普洱渡一带。我们这些“教民”多是1949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干部职工,大部分人是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开山放炮、架桥铺路的专业技术,唯一的本钱是年轻力壮有点力气。按照常理,筑路支队应该对我们进行最低限度的专业技术培训,至少应该学习十天半月的筑路知识。共产党的专政当局一上来就拉我们上“火线”。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话,为了提前“摘帽”和“解教”,哪管自己的人身安危,谁不愿意拼命表现呢?
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多是来自农村的复员转业军人,根本没有文化教养可言,管教我们的办法是一骂、二打、三捆、四吊、五批、六斗,手段极为残暴毒辣。我们每天除了长达十五、六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晚上还要进行两个小时的“思想改造”。平常不能随便走动,即使是到一里外的商店买点生活用品都要报告申请。相互之间不准探听情况或谈论案情,如果几个人纠合在一起便是“小集团”。来往书信要接受检查,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提前“解教”,还会常常去打小报告告密。据难友原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车玉生回忆,他在“415”医院作主治医生期间,每天各中队都要送来不少伤员,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这些伤员不是炸断手,便是炸掉腿,有的还炸掉了脑袋,血淋淋地吓死人。以下是我自己亲眼目睹的几件惨案。
争先恐后的段大组长
四大组组长段某是改造积极分子,经常受到表扬。反右前是重庆一家国营工厂的车间主任和支部委员,家里有妻有子,生活过得幸福美满。“整风”中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遵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最高指示,在工厂里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说:“北京大学教授们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看工厂也一样。书记、厂长不懂生产,怎么领导组织工人生产?我们的厂长、书记应该脱产去学学技术,不然永远上不了台阶。”
为此,段某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当时我在主办中队墙报,一次他私下和我聊天:“晓枫,划你当右派千值万值,你毕竟写了篇大毒草《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可我就那么几句话,还是他们再三动员我说的,你说冤不冤?”
我不敢附和,笑笑说:“你反对书记、厂长就是反党啊!你没见北京那些教授,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哪一个跑脱了?”
他无可奈何地嗯了声说;“看来这付药吃定了,可害苦了我的老婆儿子。管他妈的干它三年,我不信帽子摘不掉。”
为了“摘帽”,他总是拼命在前,吃饭在后。一次他们大组的三小组放炮,装了12炮,只响11炮,一炮哑了。处理哑炮是件危险工作,一要技术,二是胆量,三要机警。他是大组长,负责全大组的安全,处理哑炮自然是责无旁贷。
段大队长争先恐后地提着一桶水,拿着铁挖耳,吸着烟赶往哑炮现场。他蹲在岩石前掏炸药,不知是铁挖耳触着了雷管还是引线还在慢燃,突然“轰”地一声巨响,黑烟冲天,只见群石狂飞。他的身躯随着冲天的黑烟,伴着腾空的岩石,像天女散花似飞向四处。一只胳膊搭在远远的树梢上,一只大腿飞向横江边,眼耳口鼻模糊不清,鲜红的血流遍工地。
一抹残阳血红血红,几只暮鸦在远远的树枝上凄切悲鸣。我和大家哭着喊:“段大组长,段大组长……”
没有回声,只有横江在咆哮。我们以为段大队长是因公死亡,应该通知家属开个追悼会。情况反映向中队长,中队长想也不想便一口回绝:“右派分子是专政物件,开什么追悼会,叫木匠用木板钉副棺材,在山坡上埋了就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敢说个“不”字?!真可谓:“为党整风献赤诚,多少男儿暗悲声?未待摘帽身先死,万千飞石葬冤魂!伤心泪落横江冷,少妻幼儿谁同怜?微愿化着乡台梦,悲歌一曲留古今!”
葬身危石的王思贵
王思贵和我同年,1935年5月生,是1956年的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灌县工业局作科员。“大鸣大放”期间他没有说一句话,诚心诚意拥护共产党,只是由于出身小地主家庭,单位为了完成“反右指标”,不明不白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7年岁末,他回老家简阳过春节,与表妹谈定终身大事,准备来年“五一”结婚。节后他高高兴兴回机关上班,一天人事科突然通知他收拾行李,去自贡某地方报到。他以为是调动工作,很爽快地和人事科干部一起坐上汽车去指定地方报到,到了之后才明白那里是省公安厅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的收容站。一进门让他打开行李检查,然后解下裤带、鞋带以及随身所带的钱和粮票。他感到情况不对,提心吊胆问了一句:“同志,我是工作调……”
未等说完,公安干部黑着脸说:“谁是你的同志,我们是专政机关,你现在是专政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他急得一头冷汗,不停地声明:“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你们可以打电话问我局里。”
对方嘿嘿一笑:“好人不会到这里来。你叫我问谁去?右派分子都是不认罪。告诉你,就是你们局里定性送你来的。”
他傻了,张着的嘴再说不出什么来。经过十多天的“思想改造”,王思贵被送到19中队,不但和我同小组,睡觉还连着一个铺。开初他思想沉重,整天不说一句话。等和我混熟以后,有一次悄悄问我:“黄同志,这劳教有多长时间才能回到单位?”
“现在我们只能相互称同学不能叫同志。”我首先纠正他的“错误”,然后把我知道的有关劳教情况告诉他:“听我们单位党委组织干事讲,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改造好后可以回机关重新工作。至于时间长短,决定各人的改造表现。”
他听后沈思了一会儿又问:“那我表妹来信问到我,我该怎么回答?”
我犯难了,如果说犯了错误当右派,对方说不定会划清界线,闹个鸡飞蛋打。不说吧便是骗人。他见我犯难,想了想说:“只要时间不长,我会表现得很好,干活大不了出几身汗嘛!”
由于他心地善良,思想纯洁,为人真诚守信,我们两人成了知心朋友。他说话算话,劳动卖力,事事走在别人前面,从不拈轻怕重,组里人都喜欢他。不久,大家推举他作了组里的生产安全员。所谓生产安全员,就是每次放完炮后,未待硝烟散尽,就要戴上藤帽拿着撬棍,第一个冲进隧道处理危石。这是件十分危险的工作,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伤亡。好在他胆大心细,一直未发生过问题。
记得是1958年元旦前夕,中队部提出“苦干加实干,创造高产迎元旦”的口号,规定每组每班掘坑进度1.8米。
那天上班前,我们两人沿着横江河一边走一边谈,心情显得特别舒畅。他絮絮地告诉我说,他没将“劳教”的事情告诉表妹,只说暂调云南工作,大约1960年底可以回家。他还说,他表妹已在做嫁妆,亲手绣了鸳鸯戏水的红花枕头和喜鹊闹梅的被面,等他一回家就结婚。我被他美好的憧憬深深吸引,希望他早日“解除劳教”回家结婚。想不到这竟是一相情愿的美好幻想!
两个小时后我们组接班,一上阵大家光身赤膊,放开双臂挥动12磅大锤,拼命重击炮钎。只见坑道里锤光闪闪,炮钎和铁锤的叩击声震耳欲聋,那被击碎的岩石化成一片雪白细粉,洒满坑道。四个小时激战后转入填药装炮点火,不一会儿轰隆隆的炮声震得群山发抖,浓浓的硝烟填满坑道。为了抢时间,不等硝烟散净,王思贵一手提撬棍,一手拿马灯,钻进了刺鼻呛人的隧道里。我和其它老右借此坐在洞外休息透凉,大谈“精神会餐”(“教民”们很难吃饱一顿饭,更难吃到一次肉,又不敢纵论时政,只好说吃)。不足五分钟,忽听洞内哗啦一声碎响,接着听到啊哟一声叫唤,亮光突然熄灭了。
我预感出事了,一个箭步窜进洞里,重新亮上马灯。天呀,王思贵仰卧在血泊中,藤帽飞离头部,眼孔鼻洞还在咕咕咕地冒血泡。我上前抱着他,大声呼叫:“思贵,思贵,你醒醒呀,说话呀……”
他没有醒,没有说话,热热柔软的身躯渐次变硬发冷。组里十多位老右和我泣不成声。鉴于上次段大组长的教训,我们不敢再提开追悼会的事,立即派人去向中队部报告。睡梦中的中队长连床也没起,不急不慢地说了一句:“急什么,天亮再说。”
我们不敢违抗,把尸体遗到一旁,又拼命抢进度去了。大家深深感到,这死的不是人,好像是一条狗、一条猪。
后来我们把王思贵草草埋葬在山坡上,没有纸钱,没有香烛,只用一块石头作标记。我伤心至极,愤慨至极,只能在脑海里写下一首哭拜诗:“天愁地暗日月昏,千里阴风送归魂。晨朝笑谈春花事,夜卧血泊作亡灵。危石无情吞南冠,酷吏有持屠贱民。不信秋肃长浸骨,待等冰融祭告君。”
“放卫星”夺走16条生命
毛泽东不仅是制造中国杀人如麻的政治风景线的权术大师,也是制造中国“假、大、空”经济风景线的权术大师。1957年的反右斗争,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制造出上百万的政治“贱民”,有的被送进监狱,有的被押送到劳改集中营或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自此再没有人敢反对共产党的施政偏差,更没有人敢对“伟人”心存质疑。偌大的大陆中国完全掌握在了毛泽东的网罗圈套之中,使他获得了历代帝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绝对自由。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八亿人民,好像是个面团,想怎样捏就怎么捏。
接下来,毛泽东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又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以实现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设想。
1958年8月4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中公然写道:“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颗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0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一时间,“放卫星”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目标。
“415”劳教筑路支队自然也不甘落后,下达了日掘坑道5.6米的任务指标,超过铁路兵机械化开掘任务的300%。
距我们中队十里之遥的12中队,负责横江河便道的修筑工程。这条便道把云南的盐津县和普洱渡连在一起,必须抢在年底前通车,保证筑路物资通行无阻。便道最艰难的工程是打通猴子崖,顾名思义,就是只有猿猴才能够攀爬的万丈悬崖,这里奇险陡峭,只能通过削山斩壁放炮打眼,一寸一寸地争夺进度。可是支队下了死命令:要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通车。勒令劳教人员待罪立功,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放一颗大大的“卫星”。
12中队抽出一个实力最强的大组,每天分四班打眼放炮,分秒不停。隔河望去,猴子崖日夜灯火通明,炮声轰隆。按照安全技术操作,本应从山顶往下削;但是为了抢进度,抢工期,12中队采取掏掘开挖,从悬崖绝壁上凌空开辟一条血路(又叫挖神仙土),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土石方工程。
中队干部们为了荣升,为了得奖,哪管右派分子的死活,天天在那里督战。路基挖出来了,山也掏空了。大约是1959年的9月12日,那一天暴雨如注,一个小组正在掏空的山崖便道里作收尾工程,突然发现细石和泥浆从顶头砸下来,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一声轰天巨响,整个猴子崖向前移动了十几米,几百吨的巨石把滚滚横江截去一半。16名参加施工的右派分子来不及叫声爹妈,全部埋葬在由巨石重新垒起的山崖里。惨剧发生后消息封锁,既不通知受害者家属,也不向各中队通告。但是,“纸包不住火”,只要是当年在“415”筑路支队的“教民”,有谁不知道这一人间惨剧呢!
这一惨剧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常常闯入梦中。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心存余悸。在我的《风波万里》组诗中,有一首诗是献给这些冤魂的:“天崩地坍势如雷,横水却步鬼神惊!一山巨石截江断,几多男儿未有声。梦里家人谁知晓?断头天涯无信音。祸起酷吏强功利,只图升官放卫星。”
胡大学猝死厕所边
他姓胡,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庆大学的调干生。他个儿很高,有1.85米,长得白白净净,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是一大组二组的小组长,只要是休息时间,就躺在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沈思。后来我通过他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只是还没有上火线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后他回到学校读书,1949年之后考入西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市人民银行工作,后来作为调干生再去深造。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一次座谈上公开为正在展开批判的西南师范大学讲师董时光辩护说:“董时光要反党,为什么要在1953年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既回来又为什么要去反党?从逻辑上讲不通,除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回来的。”
想不到就因为这么几句话,他被划成右派,然后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
一次我请他为墙报写稿,他久久望着我,好一阵后才说:“晓枫,我现在成天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写什么稿?你不就是写稿写出右派来的吗?小伙子,要吸取教训啊!”
我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头继续说:“这里是劳教队,专政机关,我们一定要少写少说,不要再惹出麻烦。我家庭包袱大,爱人又没工作,孩子在读书,一天愁死了。”
胡大学为了帮助家里,每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后把余下来的八元人民币全部寄回重庆家中,从不买生活用品和“进口货”。当时修铁路的粮食供应标准尽管比农场高,但也不够吃,常常觉得肚子饿。原因是没有油荤和副食品,再者劳动强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铁锤炮钎,那铁锤最轻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击铁钎才能把岩石打个米印。一个炮眼浅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气?上拱发旋用的力气更大,两个人要把重达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马架,腰板常常压成了一张弓。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余下的钱买“进口货”,不向家里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学身高体大,热能消耗自然比我们多。
我渐次发现胡大学瘦了,他常背着人喝盐开水吃折耳根。一天天气特别热,毒毒的太阳挂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胡大学突然晕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到树阴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学,你不要太节省了,得买东西吃啊!不要饿坏了身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警觉地看看四周说:“晓枫,你是好人,说话得注意。不要担心,我自来有贫血。”说话间,监工的干部从老远走来,他立即站起来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干活去了。出于关心,我把这情况向中队管生活的事务长作了报告,建议能否给他增加一点粮食标准。事务长把眼睛一愣,大声申斥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吗?”吓得我连声认错。
没过多久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有人发现胡大学长伸伸地躺在厕所地边,跑上前不停摇拽,可他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中队长叫来卫生员检查,想把死因弄个清楚。卫生员背着药箱跑来东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浊音,一按是水祸,皱着眉半天不表态。中队长等不及了,忙问:“什么病?”
卫生员想了好久才找出一个适当的医学术语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
中队长不满意地盯了卫生员一眼,不屑地说:“什么心脏衰竭?我还不知是痨病。看着干什么,快把他埋了,免得传染人。”
胡大学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家里没有人供养的妻子和孩子。真可谓:“十万青年十万军,投笔从戎男儿情;未遂报国平生志,却是新朝一贱民。忧得妻子担儿少,节约克已脂膏焚;未曾摘帽先毙命,神州又多一冤魂!”
前所未有的“反抗潮”
“415”筑路支队的管理狱吏说:“劳动教养”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改造关”。
所谓“生活关”就是忍受饥饿,即使饿死也无怨言,还得说“社会主义是人间幸福天堂”。“劳动关”就是超负荷地加班加点,累死了也要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思想改造关”就是在每晚的学习会上痛骂自己、污辱作贱自己,骂得越厉害,作贱得越彻底就是改造得越好。
1960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415”筑路支队转调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转调四川广元地区修筑广旺(广元至旺苍)铁路。此时,正值所谓的“自然灾害”。
我们53斤的月粮食定量骤然降到42斤,实际吃到肚里的不足35斤。在那个“米贵如珠”的岁月,黑市粮食每斤高达人民币五元,纵是一斤红苕、南瓜每斤也卖到一点五元人民币。我们每月的“工资”扣去12元的伙食费外,刚好买一斤黑市粮。
这时我们都是已有四年“教龄”的“教民”,大家对“摘帽”或“解教”已不感兴趣,成日所关注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不受饥饿熬煎之苦。于是劳教队出现了许多怪异现象:一是不少人纷纷将自己值钱的衣被或手表,拿去向驻地四周的老乡换取食物;二是贿赂炊事员以便在打饭时能照顾一下;三是凡家里有食物寄来的难友每日出工必须背在身上,纵是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中,否则立刻不翼而飞;四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而且多是心力衰竭猝死;五是出现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为此,筑路支队在管理上进入空前的恐怖残酷时期。批判斗争,捆绑打吊,带铐砸镣,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队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的好汉,“衣服换馍偷粮食”外加“生吃猪肉活吞鸡”。当我把自己衣服换完吃掉后,出于报复便专偷干部的衣服去换。一次被捆绑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阴时手臂还阵阵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