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前的一个早晨，萌娘自尽了，一口气吞了一百粒安眠药。得信时我和全家正站在大抄家的废墟中：我饲养的蚕宝宝被红卫兵扬弃了一地，之后又被踏成一小摊一小摊的水渍。
萌娘的自尽没有惊着谁，包括九岁的我。自尽是我那单调童年唯一的奇妙景观，某人被辱得吃不消了；被游街批斗折磨得累了；被强加在身上的无数罪名弄得自己也仇视起自己了；被众叛亲离的处境搞得自己与自己也闹起不和了，这就决计把自己结束掉。有回一对老夫妇从楼顶坠落，手拉手，着地时把挺硬的泥地砸了两个深坑。后来他们的尸首被抬走多天，还见彩色糖纸不断地自楼顶纷扬飘下。由此我猜他们是铁了心自尽，因为糖果在那时很珍贵，一下子吃掉那么多糖，显然不打算过余下的日子了。
萌娘并没有如愿地成功地死掉，当红卫兵破她门时她刚吞下最后一把药粒。我赶到医院，见阴湿肮脏的公共走廊里躺着一具灰白人型，那便是我和许多人崇拜的萌娘。
萌娘被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父亲；萌娘也被不懂她的人崇拜着，像我。那时的我不懂她文章的妙处，现在的我太懂生活之不妙而对她文章的美妙感到不可理喻。七岁的我头一回被父亲引去见萌娘时，就一下痴住了。萌娘有大大的额，圆润的面颊和脑后一个过时的发髻，这些并不足以拼凑出一个美的概念来，而我认定那就是美。七岁的我还不懂气质神韵之类，但我感到在萌娘的美面前我的深深的自卑：一切可言喻的美都将深深自卑。
二十一年，足以使人们忘却萌娘的自尽，恐怕在她自己记忆中都没剩下什么。如今淡淡地活着的萌娘已有了可观的寿数：七十五了，若容我放肆地猜一回。她眼睛几乎瞎了，等我咋呼着，热闹着走得与她额碰额，她仍是一再失败地认不出我。我是谁，我是那个在她自尽而未尽时，归阴还阳无结论时守护了她若干昼夜的女孩。她全然不知我，正如她对自己赤条条经人摆弄了良久，全然不知。那时她躺在医院的走廊里，被各种输进导出的液体维系着生命，人们兴致勃勃地叫嚷着去看一位被剥净人身权利，顺利被剥净衣服的女作家。
后来她活转来。随之我的某件失雅行为使她感到难以宽恕。再后来就是二十年的分离。
萌娘指着这里那里请我坐。屋的四壁苍白着，那冷清甚于她脸上的冷清。她丈夫的画像挂在正中，框了黑框。我迟疑着是否致个哀，或打问一句朱先生何时去的。朱先生生前是位名画家，却不像一般画家那样吊儿郎当、风流倜傥，他很严谨，一个板眼都不错。与他相处是有敬有畏，还有些活受罪，所以我一向躲着他。我等萌娘自己向我提起朱先生的过世，她却迟迟不提。她与朱先生不很相爱，因为他们都太爱自己，太倾心自己的生涯。萌娘在自尽时连个字都没留给朱先生。但他们过得很美妙，比如胶似漆的男女们过得美妙多了。萌娘在被抢救的三个星期中，朱先生没露过面，尽管他当时也被人牲口一样撵着喝着，浑身系绊，但不至于连到病床前问个凶吉的自由都讨不出来。开头我恨他不露面，渐渐我害怕他露面。萌娘那时的样子难看极了，不歇的抽搐使她身子曲曲扭扭；人似乎瘪了，一动，便像只挣扎起飞却不再可能起飞的残破风筝。就在那时，我有些悟出萌娘与朱先生那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的哲学。萌娘从二十一天的弥留状态苏醒时，先定睛瞅一会儿床前那灵幡一样的标语，上面宣布她的畏罪自杀是叛党叛国云云。然后她便转脸瞅我。
“萌娘……”九岁的我僵笑一下。后来才弄清，她的视力被药物毁了。
“谁来过？”她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