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并故意大声对马××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
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要求批斗他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
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仲组长这样说，其他人不好说什么，只有公社秘书明确表示赞成批斗尸体。
但是，如何批斗呢？
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
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排长）、小路（公社秘书），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
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找借口。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
秘书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
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2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
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
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借口不来，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
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对我说，她当时非常害怕，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没有敢看尸体。她听沈排长讲，马××死后丑陋无比，舌头伸出嘴外足有半寸长，她接连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工作组计划批斗会开一个小时，四个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人发言，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对着群众讲话。
等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他们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死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批斗尸体的场地从当天夜晚起，没有人敢从那里走；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跑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省49年后，他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是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从他的简历可以看出，他历史没有问题，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没有像他这样的人是不行的。当大队书记既不是自己篡夺的、也不是坏人混进来的、更不是拉拢腐蚀上级而得到这个位置的。
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四清”运动的目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是为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煞有介事，似乎中国当时真正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其实不然。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政策的调整，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呢？尤其是广大农民，对“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还人民以公道。可这些基层干部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农村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时，老百姓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在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恶势力，少数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从“四清”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他们的恶行来看，有的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
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他们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执行中央左倾路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而中央又不承担责任，群众放不过他们，“四清”工作组放不过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走这条路。假如没有“大跃进”，他们会这样吗？现在把“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坏事、饿死人的账，都算到他们身上，是不公道的。要负责的，首先是“大跃进”左倾路线的制定者，其次是地方各级党委和负责人，最后才是基层干部。毛泽东也知道在“大跃进”运动中会发生违法乱纪情况，也表示要纠正。但是，不丢掉他的乌托邦的幻想，是纠正不了的。谁要是反对“大跃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尽管他在“大跃进”时期也说过一些不要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要违法乱纪的话，但是，在根本不改变左倾路线的前提下，这些话只能是表面文章，不会起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深入，毛、刘发生分歧，毛就通过“四清”运动作为预演，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彻底打倒刘少奇。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通过实践，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由于“大跃进”的毁灭性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农村、牧区农、牧民的生活状况仍然非常艰难。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要解决农、牧民的温饱问题，不经过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是不行的。牧民除了勉强能活着，不被饿死外，经过“大跃进”共产风一刮再刮，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团要求每个工作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等。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四清”工作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300多名队员中，一共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太左）。还有一个工作队员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结果胃扩张，因治疗不及时，被撑死。在这么贫困的农村，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左倾路线，撤换不称职的干部，对犯罪的要依法处理，而不是兴师动众，人海战术，抓什么阶级斗争，搞什么反修防修。队员中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谁也不敢说，硬着头皮撑下去，反正只要能熬过那几个月，就没事了。
《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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