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路可逃
“红太阳”的时代是“运动”时代，每年、每月都有“运动”，往往是一个“运动”尚未结束，新的运动已经发动。
1958年搞“大跃进”，浮夸风、虚报风导致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崩溃，城市建设停滞，工业破败不堪，无法安排年轻人就业，毛泽东没有辙，只好于1962年发动了第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大城市的年轻人去新疆“建设兵团”、北大荒、海南岛，叫“扎根边疆”；农村户口的高中毕业生不让考大学，“动员”他们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回乡“建设新农村”，叫“扎根农村”。
1966年夏天到1968年夏天，造反、武斗，“闹”了整整两年的“革命”。刘少奇极其所有的追随者彻底倒了，但是城市建设又一次破坏殆尽，又一次导致了工业的萧条，又一次无法安排年轻人就业，于是毛泽东第二次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停止武斗、缴枪以后，大家便从此褪下了“红卫兵”袖章，接着是造反组织撤消，成员解散。有的哥们因为在武斗中杀了人，遭到清算，被定为“坏头头”，以“罪大恶极”抓起来，然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拉去枪崩了。该杀的杀掉了，剩下来99%是“可以教育好的”，我算其中之一。这时候，所在的农垦学校早已解体，我成了无所归依之人。后来，经姐夫介绍，我到谢三矿干上了临时工，日工资1元2毛零4分，工作是抬煤泥，抗大料，后来下井采煤。
是年9月，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成员由执行军管的军人、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有公职的造反派头目组成，谓之“三结合”。当然，阎王的茅厕没有小鬼的粪，“红卫兵”们被抛在了一边。是年11月，终于等来了最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我的一个“红卫兵”战友找到我家，愤愤地对我说：“当初称我们‘红卫兵小将’，下死命令叫我们‘停课闹革命’，打黑帮，打走资派，打刘少奇，这喒子我们怎么成了‘再教育’对象了？”
有一天刚刚到班，单位的头头过来传达文件，要义是：有六十三个最最革命的、最最优秀的“红卫兵”发出倡导：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他们要到那里经历大风大浪，到那里炼红心、继续革命，以便更加热爱毛主席、忠于毛主席。当然，出于革命友情，他们希望所有的战友们都去一起炼。
接下来就是全社会发动动员，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说所有的城市娃儿们都应该到“广阔天地炼红心”！一时间，整个社会都在宣传“上山下乡”是听毛主席的话，是在走一条光荣极至的道路。这“上山下乡”不是所有的人都可去，有一个范围，即是66年、67年、68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这便是以后历史上人人皆知的“老三届”（初中的又叫“小老三届”，高中的叫“大老三届”）。
如果你是这三届之中的人，如果你不参加“上山下乡”，你简直就是下三滥、狗屎堆，没人看得起。先是居委会到家里来“做工作”，说的天花乱坠。后来按户登记，并警告：反正你家孩子是三届毕业生里的，如果不愿“上山下乡”，到底都跑不掉你，而且将来你全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在单位里，先是“号召、动员”，要求凡是“老三届”的，自己出来报名，说这是无上光荣的事，别人还想不上哩。后来，这种欺骗性的宣传做腻了，干脆赤裸裸地干起来了，头头在全体临时工群众会上公然叫大家“检举”谁是“老三届”。我被人检举，工头当天就辞退了我。这时才知道，上面有规定：任何单位部门，不得容留“老三届”的人就业。实际上，曾经成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们，此时已经走投无路，简直就象过街老鼠，不“上山下乡”简直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家里有一点门路的人，居然给自己的孩子开有病或是残疾的假证，以便逃避“上山下乡”。
居委会的婆娘不失时机地赶到家里来要我登记，央求我看在老少娘儿们的份上，给她增加一个名额。她说，上面给她们摊派了任务，完不成是不行的。没奈何，我只好做了顺水人情，亲笔给自己登了记、填了那张如同卖身契的知青表。
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居委会婆娘端着我的“卖身契”横看竖看，乐不可支地夸奖道：“这孩子，一手好字墨！”
实际上我是个急性子，平时最没有耐心一笔一划地写字，字体很潦草，有时简直就是鬼画符，从来没有人如此夸奖过我。
1968年11月13日，我们这个地区送走了第一批“到大风浪里炼红心”的傻家伙，总共是一百三十多人，我也在其中。上午开了一个大会，给每个知青带上一朵红色的纸花，送了四本《毛主席著作》（到农村以后才知道，四本《毛主席著作》购价五元不到，就这么点儿东西，连同那朵一个屁钱不值的纸花，黑心的“革命委员会”杂种们竟扣掉了我们20元下放补助费！）。然后，他们在台上公然宣布：你们的城市户口已经注销，由领队的人把户籍统一带到农村去，以后再重新安置。
送行的父母立刻就象卖了儿女似的失魂落魄，有人大哭。
然后，他们点名数人，点一个记一个数，送上卡车一个。这情景，立即叫我想起了电影《抓壮丁》，大家的胳膊上只差一根绳子了。
知青们上车以后就有人开始哭了，大家都才十七八岁，只是一帮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不知稼穑穑稼、不知如何生活的孩子。
大卡车启动，一路卷起滚滚黄尘，把这样的一帮男孩、女孩送到“广阔天地”去了。
二、下乡以后
那天，“解放”牌大卡车在石子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我们这些知青送到了寿县堰口区。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致了欢迎词，然后叫我们自己到街上买东西吃——他们没有食堂。到了下午，大家被分成许多股，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陶家小店公社”。
“解放”牌大卡车早已返回淮南，区干部叫我们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精神，我们步行18里到了“陶家小店”，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又致了欢迎词，又把大家分成许多股，然后由应邀而来的各个生产大队的书记带到农村去。我们这一股被分配到王墙大队，走了七、八里到了大队部。接下来，各个生产队队长应邀而来，大队书记对他们宣布了一个队可以认领两名知青的原则。生产队队长们开始挑选我们，他们就象买牲口，毫无避讳地说肥道瘦，直面评论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第一印象。直到天黑，最后的分配才算了结。
一个比我大两岁、姓王的知青始终跟我在一起，我们被一个名叫王西山的中年汉子认领下来，他是柴拐队队长。天色已经黑透，我们跟着王西山，磕磕绊绊又走了两、三里黑路，好不容易才到了他家。我们放下背了一天的铺盖卷，坐在煤油灯下等着吃饭。门里门外，全村的男男女女都来了，大家简直就象在看耍猴的，感到希奇而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与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了。这地方靠在瓦埠湖边，离堰口集公路12华里，非常偏僻，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出过村子，他们没有见过外人，对我们很感新鲜、稀奇，有的人便口无遮拦地对我们刨根摸底。村民们不分任何场合地直接打听我们多大了？有对象没有？父母在城里是干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在城里住什么房子？在城里吃什么、穿什么？
小王的父亲不久之前当上某个煤矿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很有优越感，而我的父亲却因为“反动军官”的历史问题刚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床上抵足而眠，交谈中，我把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后来，在某些个场合下，小王把我告诉他的一切向村民们泄露无余，并且还对村民们解释说：所谓“反动军官”，跟你们农村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一样的。
这出卖，使我在村民心目中的价值一落千丈。一个说我长的英俊、死活要认我作弟弟的少妇不再用正眼看我，一个弱智的地主的儿子直接对我说：“什么鸟家伙‘下放学生’？原来是跟我一样的坏蛋！”
国家给我们的安置费是250元，早先已被各个关口，一层层以各种理由扣去了65元。村里利用旧房基给我们搭建了两间稻草房，加上置办生活用物、农具，偿付村民劳务费等等、等等，这些钱便被迅速扣光。
这样的情况非止我们两人。1969年春天，全地区的下放知青普遍缺钱缺粮，进入了第一个青黄不接的年头。我们淮南市的知青比较老实、规矩，江苏、上海来的知青则不是这样。有人开始偷盗生产队的粮食，继而偷盗农户家里的鸡鸭、小狗、小猫。先是少数人，后来大家传授“经验”，互相鼓动，逐渐形成了恶劣、无耻的风气，让极度贫困的农村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如此，区域不同的知青还相互打架，淮南人最能战斗，打击的目标多是上海“小瘪三”。并没有什么原因，只是大家总是看对方不顺眼。
有人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被判重刑（后来才知道，此人差一点判死）。
有人秘密建立了“反共救国军”，破获以后，两个“为首分子”判死，被枪毙在寿县窑口集大桥下。
女知青较之当时的农村女性显得细皮嫩肉，农村里的一些青皮流氓开始打她们的主意。有一男一女两知青，本来是同学加恋人，相约下放在一个村。村里有人为占有这个女的，竟杀害了男知青。更甚者，淮南市东部淮丰公社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利用权力，拿女知青当妓女，做无偿嫖宿，有案可查的达二十多人。
女知青在农村遭受欺凌、被强奸的事件屡屡发生，社会上大为哗然、纷纷扰扰，女知青的父母们把农村看成了危途。毛泽东为了叫知青继续下放，只好部署了“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犯罪活动”的运动。从1970年开始，强奸一名女知青判7年徒刑，利用职权奸污三名女知青以上者判处死刑。淮丰公社的这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逮捕，被游街示众，然后枪毙。
小王的父亲曾经来过柴拐村，小王告诉大家，他爸爸的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一时之间引起村民的仰慕。大家过来瞻仰他，他却十分地小气，只给每人一支“东海”牌香烟。然而，父亲是“副县级”大官的招牌只闪光不管饿。小王身体很瘦弱，手无缚鸡之力，很多劳动他都无法从事。村里人渐渐开始讥笑他，每天都有人传诵他如何无能、如何窝囊的事例，还按他习惯耸背的形象给他起了一个“老虾”的绰号。“老虾”家里兄弟姐妹六七个，母亲无业，所以家境也不是太好。“老虾”找我，要求我陪他到上面诉苦、讨救济。我与他跑到公社，跑到堰口区，听那些混账的土包子干部说了许多的混账话，最终还是两手空空。没有别的办法，“老虾”哭了一场又一场，几次说要自杀。
我是当过煤矿临时工的人，不怕劳动。在1969年至1970年的两年时间里，割麦、插秧、挑担子、耕地耘田、推独轮车，全都学会了。由于少年时期爱好武术，一直练功，体格比农村青年优越，因此有的力气活儿比他们做的还好。生产队给了每个知青半厘土地，人家的长荒草，我的却种了蔬菜。在农村，我用不着象“老虾”那样经常哭哭啼啼，因为我基本上可以自食其力，能够勉强维持下去。
我与本村的小青年们很能玩到一块。玩文的，和他们一起唱革命歌、样板戏；讲《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玩武的，打拳、摔跤、翻石磙、到大湾里撵野兔。我的“文治武功”征服了人心，换取了村民们由衷的尊重。村里的人，渐渐忘记了我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出身，把我当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大队搞评选活动，我被推选到堰口区，给予了“优秀知青”、“学大寨红旗手”的称号。
有的知青比我混得更好。到1970年年末，有男知青被当地人招为女婿，有女知青做了农村人的媳妇。有的人则入了党，当上了农村干部。我当上了“专政小队长”，武装民兵。大家让我当上了记工员，这位置在村里特别重要，威信相当于副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