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鼓吹上山下乡的言论沉渣泛起，有人甚至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这其实是要开历史倒车，返回那个时代。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害了我的青春，还让我练了一颗贼心，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担心如果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不知会让多少年轻人走上邪路。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下乡插队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比1968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早四年左右。当时选择下乡，从大气候来看，是为了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因为毛泽东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下乡后不久，就是元旦、春节两大节日。我当时愚蠢地主张，咱们应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没有人响应。我因为是高中生，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被委派为事务长，所以大家走了以后，我因为看管粮食不能离开。与此同时，知青中的负责人苗必成和帮厨李洪飞也留了下来。有一天早上，我和苗必成到村口散步，看着远处的一片空地，便激情澎湃地幻想起来：如果能在这里建立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该多好啊！
过了年以后，市安办的严主任前来视察。他结合我的家庭出身和担任职务，便怀疑我有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严重的人格污辱，便和他大吵一架。后来，他决定把我们化整为零，分配到全村的八个生产队。
其实，在这80个人中间，应届毕业生不到半数，其中最奇葩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名叫武铁蛋。他的父亲以讨饭为生，母亲半疯半傻，除了生育没有任何生活能力。我下乡之前经常在钟楼街一带见过他们一家，那状态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武铁蛋不仅大字不识一个，而且性格乖张，很难与人沟通，没想到他也会成为下乡知青，被有关部门拿来充数。
类似的例子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比如在这80个人中间，被拘留劳教过的就有好几个。所以刚刚下乡不久，有几个人就因为偷自行车锒铛入狱。而教唆他们返回城市偷车的，就是当地的一位贫下中农。
1966年冬天，我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返回太原到安置办公室造反，随后又到了北京。当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已经被砸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从扔在地上的机密文件中看到，上山下乡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压力，这让我深感上当受骗。同时也觉得，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希望。
造反以后，我在城里呆了两年，一直处于啃老状态。当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扣发工资，全家人的生活特别窘迫。后来我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去过那非人的生活。从那以后，我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
比如夏天西瓜熟了，便在夜里避开巡田的人，潜入瓜田，用摸皮的方法挑选成熟的西瓜，就地美餐一顿。
又如秋收季节，正是吃嫩玉米的最好时候，于是在收工途中，我假装进地里方便，然后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插到腰间，再把衣服披在外面，就像敌后武工队那样，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去。
有一年队里收割的芝麻放在知青住的房顶上晾晒，于是大家便在人们熟睡以后爬上房顶，把外衣铺的房顶，拎起芝麻捆一抖，然后卷起衣服飞身而下，几斤芝麻就到手了。要知道，那时候的芝麻绝对是稀罕物，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
有一年夏收季节，生产队为了龙口夺食，把男女老少编成两班，不分昼夜地在打麦场上大干三天。换班休息的时候，我在麦堆上无意中发现袖筒里可以盛放小麦，于是用细麻绳把上衣的袖口一扎，偷偷地往里面装上小麦，然后披在身上返回住地。就这样跑了两次，居然偷回来30斤左右，相当于一个人全年分配的小麦。我记得，当时城里人的口粮中，只供应30%的白面。
这些往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所以，对于那些重启上山下乡工程的条陈及其炮制者，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2021-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