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鼓吹上山下乡的言论沉渣泛起,有人甚至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这其实是要开历史倒车,返回那个时代。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害了我的青春,还让我练了一颗贼心,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担心如果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不知会让多少年轻人走上邪路。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以后下乡插队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比1968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早四年左右。当时选择下乡,从大气候来看,是为了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因为毛泽东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广阔天地炼红心”,就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下乡后不久,就是元旦、春节两大节日。我当时愚蠢地主张,咱们应该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没有人响应。我因为是高中生,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被委派为事务长,所以大家走了以后,我因为看管粮食不能离开。与此同时,知青中的负责人苗必成和帮厨李洪飞也留了下来。有一天早上,我和苗必成到村口散步,看着远处的一片空地,便激情澎湃地幻想起来:如果能在这里建立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该多好啊!
过了年以后,市安办的严主任前来视察。他结合我的家庭出身和担任职务,便怀疑我有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严重的人格污辱,便和他大吵一架。后来,他决定把我们化整为零,分配到全村的八个生产队。
其实,在这80个人中间,应届毕业生不到半数,其中最奇葩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名叫武铁蛋。他的父亲以讨饭为生,母亲半疯半傻,除了生育没有任何生活能力。我下乡之前经常在钟楼街一带见过他们一家,那状态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武铁蛋不仅大字不识一个,而且性格乖张,很难与人沟通,没想到他也会成为下乡知青,被有关部门拿来充数。
类似的例子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比如在这80个人中间,被拘留劳教过的就有好几个。所以刚刚下乡不久,有几个人就因为偷自行车锒铛入狱。而教唆他们返回城市偷车的,就是当地的一位贫下中农。
1966年冬天,我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返回太原到安置办公室造反,随后又到了北京。当时的中央安置办公室已经被砸得一塌糊涂,于是我从扔在地上的机密文件中看到,上山下乡不过是为了解决城市的就业压力,这让我深感上当受骗。同时也觉得,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希望。
造反以后,我在城里呆了两年,一直处于啃老状态。当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扣发工资,全家人的生活特别窘迫。后来我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去过那非人的生活。从那以后,我干了许多出格的事情——
比如夏天西瓜熟了,便在夜里避开巡田的人,潜入瓜田,用摸皮的方法挑选成熟的西瓜,就地美餐一顿。
又如秋收季节,正是吃嫩玉米的最好时候,于是在收工途中,我假装进地里方便,然后把玉米棒子掰下来插到腰间,再把衣服披在外面,就像敌后武工队那样,大摇大摆地向村里走去。
有一年队里收割的芝麻放在知青住的房顶上晾晒,于是大家便在人们熟睡以后爬上房顶,把外衣铺的房顶,拎起芝麻捆一抖,然后卷起衣服飞身而下,几斤芝麻就到手了。要知道,那时候的芝麻绝对是稀罕物,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
有一年夏收季节,生产队为了龙口夺食,把男女老少编成两班,不分昼夜地在打麦场上大干三天。换班休息的时候,我在麦堆上无意中发现袖筒里可以盛放小麦,于是用细麻绳把上衣的袖口一扎,偷偷地往里面装上小麦,然后披在身上返回住地。就这样跑了两次,居然偷回来30斤左右,相当于一个人全年分配的小麦。我记得,当时城里人的口粮中,只供应30%的白面。
这些往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好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坏的政策和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所以,对于那些重启上山下乡工程的条陈及其炮制者,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2021-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