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1917年12月建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按俄文第一个字母拼写叫“契卡”，1922年2月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按俄文第一个字母拼写叫“格伯乌”，1953年以后又称为“克格勃”———编者注）逮捕，林纳一个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
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才做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蓝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奉命与萧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做出处理。
包括萧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是因为“各地侦查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
1941年春夏，中央社会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做出结论，是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丰韵装扮成从其他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蓝家坪招待所邻近萧军的窑洞里，就近观察萧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胡伴萧军清唱与萧交上了朋友。
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治上的怀疑。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央社会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工作也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他“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就并非一帆风顺了。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央社会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不清没什么必要”。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央社会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一、中央社会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二、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央社会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辞方面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四、1940年审干尚属比较温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入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入审干，但社会部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
1940年的审干基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是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泽东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做出政治结论和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年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做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主动向中组部谈起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得以继续保留。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王实味、丁玲的结论分别在1942年和1957年全被推翻，不再作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束。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束，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众进行又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而共产党就是在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
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一时蔚为风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法宝。社会部在1941年4月、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自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而且比1940年变本加厉。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升几级，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