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革命样板戏方兴未艾。那年夏天,中央文化部的样板团来呼和浩特巡回演出,说是演出,其实是来内蒙古避暑。那些天,呼和浩特群英荟萃、高手云集,新城宾馆住满了这些天之骄子:钱浩亮、刘长瑜、童祥苓、袁世海、沈金波、李丽芳无一遗漏。每天都有人静候在新城宾馆的大门外,希图一睹这些演员的风采。
一天下午,样板团在乌兰恰特进行热身演出。那天的演出并不对外售票,内部票发给内蒙古及呼市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及文化部门的要员。那天,我的三个哥们在街上闲逛,路过乌兰恰特,看到门口人头攒动,一打听才知道,样板团要进行汇报演出。我的这几个哥们都才智过人,见到这种机会岂肯罢休?他们张罗了半天也没有搞到一张票,灵机一动,转到后门,看到一些人正在搬运道具,于是一起上手给人家帮忙。他们也张罗着抬道具、搬衣箱、扛架子鼓,随着那些工人混进了后台。他们一放下东西就跳下舞台,混入了观众的队伍,并坐在了第一排上。第一排是给有头脸的人预备的,没人敢去那里验票。第一排又常常坐不满,他们几个黑五类子弟终于如愿以偿。
那天的演出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主要节目是交响乐伴奏的革命样板戏片段,拉大幕的竟然是内蒙古京剧团的名角李小春。我这几个哥们都是小提琴爱好者,或称业余演奏家。他们都已拉琴多年,就是苦于买不到一把好琴,也无钱去买好琴,他们人生之梦就是能拥有一把好琴。那天,乐师们的小提琴伴奏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让他们终生难忘。田林爬到乐池的边上,想看看究竟是什么琴能发出这样优美的声音,但立刻被文化局的一位官员给呼喝走了。
演出结束后,观众退席,演员、音乐家都朝后台涌去,唯有我的这几位哥们念念不忘人家的那几把小提琴。他们爬在乐池边,向下面张望,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靠在谱架旁那几把小提琴,眼睛都快冒出火来。为何乐团的人离场不拿乐器?原来,他们是去吃晚饭,晚饭后还要继续演出。
田林是个胆大包天的人,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勇气。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鱼跃就翻身跳进乐池,捡起两把提琴朝上递给了老严及小蒙,随之,他又一个鹞子翻身,蹦出了乐池。三个人,两个人夹琴,一个人掩护,随着人流涌出了乌兰恰特的大门。
那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他们喜悦的心情也难以言表,他们一出门便直奔田林家而去。一进田林家,他们就关门闭户,窗帘也遮掩得严严实实,在琴码上夹上消音器后就开始演奏。刘林拉的“梁祝”前几分钟还是自己的声音,没有片刻,指尖便涌流出盛中国的声音。乐声凄婉动人、催人泪下,老严那天的状态也非常好,配合的天衣无缝。
那两把琴的发音都敏感均衡。高音亮丽透明、刚劲有力,运弓稍沉就会发出具有震撼力的音响;低音浑厚圆润,宽宏而深沉,琴弓离开琴弦还有回响。而他们自己的那几把琴,声音尖噪、干瘪,常常发出小提琴演奏家们所谓的“狼音”。
乌兰恰特当晚的演出中止。因为丢琴,样板团一片悲摧的气氛。内蒙古公安局急电公安部;样板团也急电革命旗手江青。据说那天江青同志气急败坏,责令公安部必须在十天之内破案。江青认为:这起盗窃案件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是有预谋有组织地破坏革命样板戏。样板团来内蒙古是非常保密的,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背后有黑手,肯定和北京的走资派子弟有关,是可忍孰不可忍!
话说我的这三位哥们和一个姓尤的同学过从甚密,那个姓尤的哥们也喜欢拉小提琴,也苦于无好琴可拉。那位姓尤的哥们心胸狭小、嫉妒心极强,他们三位无事时常去老尤家闲坐,一天不知道何故,竟然走嘴,说破此事。
又过了两年,老尤搞了一个对象,对人家穷追不舍。但是好景不长,那个女孩发现老尤为人鄙吝,于是有意识地开始疏远。那时,田林也渐渐地喜欢上了那个女孩,那个女孩也倾心于田林。一天,田林把她约到人民公园里小坐,事不凑巧,那天老尤也去公园散心,看到那个女孩正倒在田林怀中,气得火冒三丈,从此与田林反目为仇、势不两立。
一天,老尤与在联防队当协警的吴大脑袋说起此事,非常激愤。吴大脑袋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报不行,于是吴大脑袋问清事情的原委后,立即向呼和浩特公安局报案。次日,我的三位哥们便锒铛入狱。
据老严讲,他们一被收押,即按政治犯处置,脚镣子、手铐子同时被戴上。头两个月戴的还是背铐,因为铐子紧,手腕子上摩擦的都是血。他们每天都要被刑讯逼供,追问他们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他们说不出,就被毒打。审了好几个月,他们仍然说不出幕后主使人,就连妄图破坏革命样板戏都不承认,因此倍受摧残。
后来田林由于乒乓球和一位管教干部结缘。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和那位管教一试身手,管教被他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他被容许出工号。出工号就是放出来参加体力劳动,好处就是可以吃饱。有一个时期,田林给食堂帮忙,参与给犯人发放窝头。田林说,窝头放在很大的笸箩里,由于没有准确数量。每次发到老严的监舍时,他就使劲地从洞口往里面塞,比平常要多出一倍。每个监舍里都有狱霸,每逢有人乱抢时,狱霸就会正颜厉色地警告那些混混:“你们他妈的懂事不?这是人家田林照顾老严的,先让人家老严吃饱咱们再说!”
后来,田林因系破坏革命样板戏主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老严系从犯,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小蒙那时因为正要结婚,无法接受突然来的变故,天天在狱中哭泣。田林与老严串通,共同为他揽事,小蒙才得以无罪释放。
据说,中央样板团在拿回那两把小提琴时,发现没有丝毫的损坏,反而音色更佳,这是因为我的几位哥们两年来昼夜练琴所致。中央样板团发函建议对这几个年轻人从轻处理,理由是,他们偷琴的目的完全是出于爱好,因为同时放置在一起的其他贵重物品并未拿。但由于有公安部及江青的指示,内蒙古不敢轻判。
判刑后,他们就去流连沟煤矿下井挖煤,其中的惨状自不待言。田林对我说过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一次,上百个犯人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废弃的井下布置了六十吨炸药。那天田林在山上负责起爆,把闸合上时竟然毫无动静。他慌忙下井去查看线路,发现有一处导线被石头砸断,赶紧用手把断头处拧在一起,然后又转身跑回山上。到山上才发现,闸仍然合着,吓出一身冷汗。拉闸后又跑回井下,再次沿线查寻,才发现还有一处导线被砸断,于是再次接好后出洞。管教干部知道山上的闸盒无人看守时,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田林说,那天,如果仅一处断开,他也就粉身碎骨,不在人世了。
1974年的一天,监狱的看守长来找他们,说因要事给他们转移地方。他们两个直以为要被处决,和狱友挥泪告别,狱友们都说:“地下见!”
他们后来才知道,内蒙古监狱管理局要组织劳教系统宣传队,类似现在的文工团。有关人员从他们的案情记录里发现了他们的特长,随之便用汽车把他们集中到老窝铺劳改就业基地排练。老窝铺风景秀丽,属于世外桃源,从萨拉齐走要向北翻过七座山。那里非常封闭,没有居民,全部是刑满释放的人员。据说大多数是国民党的高官,级别最低也是团长。这些人刑满后,不许回到社会,住在公家统一发放的帐篷里自生自灭。他们每月有三十几元的工资,可以自由从事种植、养殖。即便天天闲坐,政府也不过问,只是不能离开此地。
那次从各监狱抽来的一共有十几人,被捕前大多是文艺团体的成员。其中有巴盟歌舞团、伊盟歌舞团、乌盟歌舞团、包头歌舞团的专业演员。内蒙古电视文工团的刘国民、还有后来成为电影大师的老云及当代作家老康也混迹其中。
听老严说,刘国民系北京知青,在内蒙古电视文工团拉手风琴。那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因为恶毒攻击革命样板戏而入狱。老刘曾对同事说,我怎么越看那个阿庆嫂,越像个偷人货?他还说,沙奶奶又不是地主?咋能养活得起那么多伤病员?又说,李玉和才三十多岁,怎么不娶老婆?
小云是因为偷车开,慌乱之中撞在了树上,脑袋在方向盘上留下了血迹。他不该去内蒙古医院疗伤,应该找个小诊所看看,结果自投落网。
老康的罪过,其实完全是由于淘气。一天他在宿舍里用油画颜料给自己画了一张委任状,签署委任状的是蒋先生,委任他为“华北地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同学们看的好奇,传来传去传到了老师手里,于是便真的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了。
在宣传队里,田林吹梆笛、老严拉小提琴、老康拉手风琴、老云吹小号、老刘是音乐通才,样样全行。他们改编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效果非常好,在各地监狱巡回演出时,所有的在押犯人都听得热泪盈眶。
一天,内蒙古监狱管理局的领导们来观摩他们的演出。一位领导对此节目提出质疑:这么悲悲戚戚的音乐,是否有对抗改造的意思?劳改农场的任教导员赶忙出面解释:这是为了表达他们深刻的忏悔之意。此节目才得以放行。
当然,他们的大多数节目在当时都是“积极向上”的,比如《牧民新歌》。田林原先并不会吹梆笛,但他聪慧过人,经过短时间的苦练,难度非常大的《牧民新歌》,他竟然能一气呵成。小云的小号演奏进步很快,除了田林指点,和自己的苦练不无关系。田林在演奏中对小云非常关照,给他留足换气及吐口水的机会。小云及至成为全国的著名导演后,仍然念念不忘田林当年的情谊。
林彪事件给了中央反思的机会,后来也就两三年时间,我的这几个哥们就被释放了,并且都回原单位上班,政治犯的帽子也被摘掉了。
田林被释放后回农机厂上班,后来他又经人介绍调到内蒙古体委工作。临走的那天,厂长对他说:“你的档案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足有一尺厚。如果这样,你到了新单位咋能抬得起头?他妈的,我都拿出来给你烧了。现在你的档案只有薄薄的几页了,从此你的历史就像一张白纸,去那好好干吧!”田林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厂长也挨了一辈子的整,在文革中九死一生。
提琴是世人最喜爱的乐器之一,被誉为“乐器之皇后”。一把优质提琴不仅是演奏家们梦寐以求的乐器,也是投资者、古董商和收藏家四处收购的对象。它具有使用价值、鉴赏价值和较高的艺术品投资价值。而世界上那些旷世名琴,都是以美妙绝伦的音质打动世界,有多少演奏家在寻求音质美妙的优质提琴;有多少制作家在为提高提琴的音质冥思苦想。
给田林他们带来噩运的那两把小提琴,一把是国产“鹦鹉”牌的,好像当时就值八百元;另一把是意大利斯特拉第瓦利琴,很古老、也很陈旧了,指板上都是坑,估计价值也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