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我从重庆第一中学高中毕业，那时我17岁。一个月后，我和几万同龄人一道，唱着《共青团员之歌》，坐着大卡车下了乡。我们在卡车上一路唱着：“……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伤心，别难过，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四川省开县铁桥区立新公社永合大队第三生产队，从此便在那里度过了5个年头的知青生活。在我下乡之前，开县已接受了3批数千名重庆市的知识青年，他们分别是1966年、1968年和1972年下乡的，我们称他们为老知青。
老知青中，邹眉是1968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
邹眉长得眉清目秀，胖胖的，皮肤白细，剪短发，说话轻声细气，言行举止中透露着高雅的教养和书卷气。
邹眉不是我们大队的知青，我们只是一个公社，相隔有20里路，她同我们队一个名叫杜晓玲的女知青要好，常来，我们就熟悉了。记得我们第一次正式认识时，几个一同下乡的男知青正在打一个农村青年，邹眉坐在门口和杜晓玲说话，她当时就轻声细语地指责我们，我们几个男知青都是部队的孩子，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又见识过重庆武斗的枪林弹雨，崇尚武力，一群十六七岁想做英雄的小青年，被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子指责，虽说指责是轻声细语的，总归是不高兴。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发誓要打遍天下的我们却没有发作。大家都坐在我的茅草屋前，一边弹六弦琴一边唱歌，先是我们唱，后来邹眉也唱。她会唱的歌很多，不仅仅限于知青歌和当时流行的歌。唱着唱着，大家都不唱了，听邹眉一个人唱，到后来连六弦琴和口琴都停了下来，因为无法为她伴奏，就听她一首接一首在那里唱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歌曲。那天晚上星星很多，月儿很亮，山脊上刮过一阵阵清风，我们谁也不说话，在地上坐了很久很久。
邹眉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重庆钢铁公司的总轧钢工程师，一位留学德国的冶金专家，在中国冶金行业颇有名气，前后被毛主席、周总理接见过5次。本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高级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却去说江青的坏话，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于是邹眉和她的3个哥哥便先后下乡当了知青。后来我们见过这位不会说话的冶金专家一次，那是我们都回城之后。有一次邹眉和她父亲一起到我家来玩，我的父亲请他们父女俩吃饭，饭是在馆子里吃的，其中有一道菜是炒嫩蚕豆，等大家都吃完饭准备起来离去的时候，冶金专家发现盘子里还剩着十几枚豆子，便又坐下，毫不拘泥地拿起筷子把豆子一颗一颗全吃完，这才起身离去。
邹眉是一位非常可爱也非常令人尊敬的大姐，在我们相识的几年中，她一直关心我、帮助我，给了我很多指点。她懂的很多，是那种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女知青。每当她到我们知青点来的时候，晚上我们总要坐着说很长时间的话。话题多是不限定的，她给我讲中外历史、讲天文地理、讲古代文学、讲中外名著讲生命的奥秘、讲生活小常识……她总是慢声慢气地娓娓道来，一点也不急，语气中没有大跌大宕，如梦一般让人觉得美妙无穷。我们队离区里很近，每个星期邹眉都要到区里来赶场，她总是头一天收了工以后赶到我们队里来，于是每个星期我都能从她那里听到美丽的故事，这几乎成了我迷恋不已的必修课。我真是佩服她极了！我那时就想，她怎么会懂得这么多？她那个又黄又细的短发下的脑袋里，还会装着一些什么呢？
邹眉的与众不同，除了她的教养和渊博的学识外，还有她心态的平衡。上山下乡的知青中没有几个是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抱怨命运，在我认识的知青中，不抱怨命运的只有邹眉一人。从来没有听她说过命运的坏话，也从来没见过她多愁善感，她总是给人一种博大和安宁的印象，和她在一起，你会老想着这个世界的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
打倒“四人帮”以后，邹眉的父亲从牢里放了出来，冶金专家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77年春季招生时为女儿搞到一个重庆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的招生指标。那一年的老知青中通过招生招工回城的有不少，其中有一名男知青叫陈泽诚。陈泽诚和邹眉是一个知青点的，下乡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有很深的派性芥蒂。下乡8年当中，他们出入一个大门，在一个灶房里做饭，却从没说过话。陈泽诚的父亲是特殊钢厂的一名老技工，他给儿子弄到的是本厂技校的招生指标。本来政审体检过后就准备回城了，家当都送人了，谁知后来出了问题。按照招生规定，技校生年龄不得超过25岁，而陈泽诚刚好超过了，也就是说，他不符合招生规定，不能被招生回城。陈泽诚是条铁打的汉子，当年武斗时他冲锋陷阵，枪林弹雨中都没眨过眼睛，但知道因为超过了年龄不能回城时，他当场就哭了。在农村熬了8年，眼看有了一个回城的希望，却又破灭了，这个打击对谁都是致命的。邹眉知道了这件事，是她同派别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战友告诉她的，那人说，活该他陈泽诚倒霉！邹眉听了这话，什么也没说，第二天跑了几十里路到公社，找到公社知青办民主任说，她愿意用她那个重庆大学的招生指标换陈泽诚的技校招生指标，她年龄不满25岁，而大学则不限定25岁，这样两个人都可以回城，但她不愿意和陈泽诚说话，所以请民主任做个中间人，帮助两个人互换招生表格。听到这件事，所有人都震惊了，不要说两个人因为观点不同整整8年没说过话，就算是再好的朋友，那个年头，谁又肯用一个大学指标去换一个技校指标呢？当然，最震惊的还是陈泽诚本人，我没有看到他当时的表情，但我能够想象，那份重庆大学的招生表，不仅改变了陈泽诚的命运，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事后邹眉非常平静地对我说：一张表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事谁都会做的。
邹眉回城后到技校读书，我们常有来往。第二年高考制度改革，邹眉报了名，她报的是一所重点大学，名字我记不得了，反正是名牌大学，在四川省也就招两三名。我们都知道，像邹眉这样底子厚实的人，考上大学几乎用不着费多大力气。高考一共两天，第二天，我正在家里看书，我那时白血球骤然减少，正在家里养病，邹眉来了。我很吃惊，问她怎么没有去参加考试。她说她耽搁了，早上去考场的路上遇上一场车祸，一位老太太被车撞了，躺在路上没人管，她看不下去，就把老太太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出来时，再赶到考场已来不及了，她还说，昨天考的那两门没考好，所以也不遗憾，等来年再考吧。我听了，也无话，总是有些替她抱屈。我们大院有一个老红军的家属是重庆市招生领导小组的，她也认识邹眉，这事过去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她告诉我母亲，说后来邹眉考过的那两门卷子找出来了，单科成绩是重庆考生的第一名，谁都不明白这个考生为什么不接着考下去，若考下去，只录取一名也会是她。我听了这话，良久说不出话来。后来把这事告诉邹眉，她却很平静，没有丝毫的失落感。
一年多以后我离开了重庆，从此与邹眉断了联系，只知道那个时候她已经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因为有规定，中专和技校生毕业后工作不满3年不得考大学，她打算直接考研究生。我离开重庆后，经常想起她，想她给我的那许许多多的教益，想她怎样从容平静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在我的想象中，如今她恐怕早已在国外读完了博士后，但不管如今她在哪里，在做什么，这个世界在她眼中，永远都是美好平静的。
选自《我们曾经年轻》，董宏猷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