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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难者田钺和喻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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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钺,男,北京第106中学初二学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员田钦的弟弟。1966年8月19日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指控“冒充红卫兵”,抓到学校里,在一间教室中被毒打致死。时年15岁。田钺所在的北京第106中学位于鼓楼和德胜门之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中学。

红卫兵组织规定,只有所谓“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可以当红卫兵,他们还把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叫做“狗崽子”。另外,还有所谓“灰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和“黑五类”一样也不得参加红卫兵。1966年8月,红卫兵狂热传播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特别强调成员家庭出身的先天性条件,是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年组织的最大特色之一。田钺并不是所谓“黑五类”家庭出身的青年,是“职员”出身,属于所谓“灰五类”,他的父亲在人民医院财务科任会计。父亲大学毕业那年正逢日本投降,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成为“历史问题”,文革中不准许他再做会计。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掀起高潮。田钺在一个集会上,曾经发言批评上述“对联”和红卫兵的打人行为,因此在106中学遭到关押和殴打。第二天,8月19日,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指控他“冒充”该校绰号为“汤二七”的红卫兵领导人汤晋平,以此为由,将他从106中学抓到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在学校3楼的一间教室里毒打田钺,田钺被打得头部肿大,昏迷不醒。红卫兵用冷水浇他不起作用。后来有人去106中学找来革委会的一个委员,到师院附中来制止殴打。田钺被送医院,已经没有抢救的余地。

据说田钺死前要求喝水,喝水后就死了。有人说不应该喝水,打成重伤后喝水就会马上死。但是医生说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喝水只可能对人体有帮助。田钺这种情况,就是被打死的。

田钺的哥哥田钦,是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数学老师。当时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因为他被当作“有问题”的老师,外出必须向红卫兵请假。弟弟被抓到学校里打死,他并不知道。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一名干部田遇安出面通知田钺的父亲处理尸体。没有验尸报告。没有保留骨灰。

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打死大批教育工作者和居民。用“冒充红卫兵”的罪名就可以打死一个人,从中可以知道当时红卫兵的权力有多大,他们的行为有多残酷。

田钺在家排行老三,有哥哥、姐姐和妹妹。他死后,家人一直没有敢告诉母亲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他们只说他失踪了,下落不明。他的父亲心里一直很难过,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一位该校当年的学生告诉笔者,他在1967年1月和田钺的哥哥田钦谈过田钺的死,田钦非常难过。但是他们无法为田钺之死寻求正义。另外这位被访者还说,当时打人最厉害的一个红卫兵,作为报应,1990年代中和情妇一起在什么地方中煤气,被煤气熏死了。

笔者乍听觉得奇怪。被煤气熏死就是一个意外事故,哪里谈得上是对他在1966年做的坏事的惩罚呢?对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杀戮,至今没有审判,也没有惩罚。但是有这样的故事在流传,也许说明人们内心还是敬畏着“有罪当罚”的古训,希望文革中的罪恶多少得到惩罚。

喻瑞芬,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教员,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下旬在学校里被红卫兵学生毒打并遭到沸水浇烫,死后还遭鞭尸,时年50来岁。

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和老师已经不记得喻瑞芬是哪一天被打死的,但是记得她死在1966年8月下旬,即红卫兵打人最凶的时候。调查多年后,有一位受访者说,他记得是8月27日。

喻瑞芬是生物教员,毕业于北平(北京)的中国大学生物系。师院附中的3个生物教员在1957年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喻瑞芬因此被“下放劳动”,回到学校后也没有再让她上课,只让她管理学校的生物园地和生物标本等等。

喻瑞芬被打死的那天早上,红卫兵把她从家里抓到学校,她被剃了光头。师范学院附中的老教师比较多,当时已经有50多名老师和职员被送入学校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先后遭到殴打和侮辱。

一群红卫兵涌到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喻瑞芬缩到墙角。红卫兵过去拉她打她。她摔倒在地上,有红卫兵就提起她的两条腿,把她从办公室里拖出来,拖过楼道,拖到楼门口。

生物教研组办公室在一楼,楼门口有一个水泥台阶。一名学生目击者说,红卫兵学生倒提着喻瑞芬的两条腿下台阶的时候,她的头就在一层层水泥台阶上咯噔咯噔地碰撞。

另一名教师目击者说,喻瑞芬被拖到楼外操场上后,红卫兵在操场上拉她转圈,边转边打,不久喻瑞芬就昏迷了。有一个红卫兵到学校开水房提来一桶开水,浇在她的头上、脸上和身上。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折磨,她死了。

教务处的一位职员当时也在“专政队”里,学校的人事干部叫她去查喻瑞芬的家庭地址,说喻瑞芬已经被打死了,要通知她的家人。喻瑞芬的丈夫来了学校。但是没有让他领尸体。红卫兵学生把喻瑞芬的尸体放在学校的后操场上。天气很热,苍蝇很快就飞到尸体上面。有人拿来一个草席,把尸体盖上。

有红卫兵学生把“专政队”的人召集起来,指着喻瑞芬的尸体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然后拿着皮鞭命令“专政队”里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打喻瑞芬的尸体。喻瑞芬的身体已经被沸水浇烫过,一打就皮肉破碎了。那位查找她家地址通知她家人的职员,曾在喻瑞芬死后到她家门外看过。她的家被抄了,门敞开着,没有人管。她始终不知道喻瑞芬的丈夫和女儿去了哪里。

在师院附中被打的老师,并不只是喻瑞芬一个人。校长艾友兰,被打得都认不出来了,头肿得像大猪头,头上脸上被打出来的伤口都裂开着。他被关在学校里面。有一天晚上,红卫兵召集“专政队”的“牛鬼蛇神”到艾校长被关的地方去参观他,拿他那惨不忍睹的模样威吓其他人。

师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赵幼侠,被剃了“阴阳头”,被强迫吃虫子“臭大姐”。她住在师范学院里面,和附中对门,红卫兵命令她天天爬着进校门,后来她有了精神病,一走到那个地方就开始爬。

师院附中的校医,是一名50多岁的独身女士。有一天,红卫兵把她和教导主任两个人捆在一起,在宿舍里,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宿舍里盘旋着他们的惨叫声,悲惨恐怖。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学校周围的农村打人。高三的一个班的红卫兵,在一天夜里就打死了好几个“地主”“富农”,打人过后,还回到学校炫耀他们的残酷。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也到老师的家里抄家,任意拿走他们的东西。教职员的家属也被迫害,教务员李庚寅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打,她的爷爷留下的一箱字画被没收,她的母亲被当作“地主”驱逐到河南农村,不久死在那里;她的父亲70多岁,被红卫兵绑在床上殴打,她父亲服毒自杀,未死却变成了聋哑人。1974年,李庚寅在美国的弟弟从美国打电话问候父母,虽然得到公安局的准许可以通话,但是父亲已经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她不敢告诉弟弟母亲是被驱逐到河南农村而死在那里的,谎称母亲去了农村是因为在城里只能火葬,在乡下可以土葬。

当时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有两个红卫兵组织,先成立的叫“红卫兵”,后成立的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都很暴力。在1966年8月,在所谓的“红八月”中,一派打死了田钺,另一派打死了生物老师喻瑞芬。据一位当时该校的非红卫兵学生说,文革后,他遇到本校的红卫兵同学,某人笑着说:“那时打地主婆,打打打,哎哟哟叫唤,打半天,也不死”。他听了直害怕。

摘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文革受难者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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