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了蒙骗民众，把毛泽东塑造成了神。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也真把他当成了神。
与许多人一样，司马璐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盲目崇拜到彻底否定的过程。
司马璐是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到他的演讲的。那年他18岁，兴奋的简直无法形容。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的讲话是他最喜欢听的。
85岁高龄时，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司马璐说：“我曾经爱过毛泽东”。“早年的毛泽东，曾使我对他的‘个人崇拜’如梦如痴。他当时的确具有一种魅力，征服了我的心灵，在我那稚气的年代，我能用毛泽东的声音，背诵他的语言。我离开延安后的若干年，每与人谈话，人家都说我是湖南人，可见我当年‘毛化’程度之深。”
不过，司马璐在延安时所见的毛泽东和他后来所理解的毛泽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横冲直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才思严密，中年时代的毛泽东狡猾奸诈，晚年时代的毛泽东死硬僵化。”“他在政治上权力愈膨胀，愈脱离群众，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司马璐说。
毛泽东讲话满嘴粗口
据司马璐回忆，在延安时，毛泽东讲话时“就像谈家常一样，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深入浅出，无所不谈，幽默风趣，雅俗共赏。他爱引用中国旧小说的故事，引人入胜。常常说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乡音，但不太难懂。他站着讲话时，有时抽烟，有时两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数字一样，表示加强语气和帮助解释。讲话中有时夹一些粗话，脏话，也无伤大雅。他的讲话声音不大，愈到后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经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说的什么‘乱搞男女关系’，‘把什么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这个‘搞’字，最初都是毛泽东‘搞’出来的。
毛泽东的讲话还喜欢用一个‘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这些粗字，我们当时也爱听，因为‘搞’和‘操’这些粗字都代表无产阶级的语言，共产党称为代表工农无产阶级政党，毛用这些粗字更把他的领袖形象突出了。不过后日中共公开发表的毛的讲话，也都经过红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词美化了。”
司马璐还揭秘道，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有烟容和病容，但日后中共所发表的那一时期毛泽东的照片，却显的意气飞扬容光焕发，那“都是经过美术加工的”。
“毛泽东这个人的本质和秦始皇、张献忠、李自成是一样的，不同的仅在他们生长的时代不同。”司马璐说。在他看来，
毛泽东的一统天下，中央集权，清理异己，实行暴政，与秦始皇有惊人相似之处。
延安时代，毛曾以自许李自成而自豪。司马璐说，“张献忠、李自成和毛泽东有一相同的性格，他们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杀人为乐，缺少众生观念。”他举了一个例子：1957年10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中说：“未来的战争会使人类遭到多大的牺牲呢？约略估计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亿人口中，也许会有三分之一被消灭，也就是说，共死九亿人。我曾经跟尼赫鲁谈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比我悲观得多，（马注：尼赫鲁认为核子大战的结果，将使全人类消灭。）我对尼赫鲁说：‘即使半数人类被消灭，仍有半数留下来，而帝国主义将被彻底消毁，全世界只留下了社会主义。不消半个世纪，世界人口又可恢复旧观，甚至更多。’”司马璐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话，表现了他与张献忠、李自成有着同样狂热冷酷的性格。
实用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司马璐认为，“‘毛泽东思想’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实际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泽东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就是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重在科学，‘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重在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集中。”
司马璐说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听过毛泽东的内容和性质完全不同的讲话：
在延安，有一次毛泽东这么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们要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有房子，有汽车，人人可以出洋……”
他说得听众高兴极了，个个眉飞色舞。然后他又幽默的补充了一句：“兄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一批初到延安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讲的。
同样是在延安，毛泽东对党内干部讲的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们不管中国革命何时胜利，我们要决心革一辈子命，我们自己牺牲了，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牺牲了，把武器再交给下一代，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革命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司马璐还说，抗战初期，延安还驻有国民党的代表，在那种场合，他曾经多次见到毛泽东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那音调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争取蒋介石多给共产党一些钱。当时延安也时时有美国记者，毛泽东又说了许多“中国需要民主”之类的话，那是专门说给美国人听的。
为了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毛泽东说了许多赞美斯大林的话。抗战期间，苏日签订协议，中国人都认为苏联出卖了中国，毛泽东却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泽东恭维斯大林，甚至说：“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毛泽东斯大林翻脸了，毛又说，他以前歌颂斯大林“不过是敷衍应景之作”。
司马璐认为，毛泽东的文学作品海阔天空，他写诗词，写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园春》词中写出要与“天公试比高”，表现出他的夸大与幻想，属于浪漫诗人的作品。但是，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是一个标准，他要求别人的作品又是一个标准；他自己不要框框，却喜欢给别人定框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就是这样产生的。比如，毛泽东要作家写工农兵，他自己的诗词却歌颂帝王将相。
毛泽东的神权
司马璐认为，毛自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却又喜欢别人恭维他，歌颂他。尤其爱把一切荣耀归与他自己。他对权威挑战的目的，是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思想，他的语言，他的行为，代表“神权”。
中共建政后，周恩来代表政，刘少奇代表教，毛泽东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冲突来巩固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统治。他是“神”，中共领导人的权力斗争中，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尊这座“毛神”，读毛的经，供毛的香火，争取做庙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权威，解释神的语言，争取对这座庙的控制权。他们都相信，“神”接受众人的膜拜，自己不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方丈住持本来是利用菩萨的，结果，毛泽东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萨站出来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权，只有毛泽东这尊菩萨才能做到。”司马璐说。
政治魔术师
在司马璐看来，毛泽东就是一个政治魔术师，他对人的贬褒，全凭自己的政治需要。他可以把千万人玩弄于手掌之中，又可以毁灭政敌于倾刻之间，他可以操纵和导演喜怒哀乐各种不同角色的木偶戏。
毛泽东和周恩来斗争了一生，在中共党史上毛周斗争是个纲，也是最大的禁区。他利用刘少奇时，曾多次赞扬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他利用高岗时,曾在陕北说：“做群众工作，我们就得向高岗同志学习。”
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不断变换，利用刘少奇时，打击的对象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毛刘联盟整周，文革又联周反刘。毛泽东利用高岗时，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后，又利用高反对刘少奇，所谓“高饶联盟”实际上是毛泽东制造的。
文革初，彭真根据毛泽东的定调提出“二月提纲”，然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来清算刘邓。毛泽东整治或打倒一个政治敌人，不须自己动手，往往制造一个政治圈套，由对方控一个坑，再“请”对方自己跳进去。
司马璐说：“毛泽东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战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敌人，攻其无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历史上很多毛泽东的对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亲密战友’等到挨批，已经面临绝境。”
毛泽东的幽灵
晚年的司马璐给毛泽东画了一幅像：“毛泽东的政治性格与文学风格与他的爱情一样，他是多情的而又无情的，冲动的而又固执的，机智的而又僵硬的，多变的而又顽强的，夸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极度现实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浅薄的而又令人莫测高深的。总之，他绝对自我中心，敌乎？友乎？以我划界。他随时能够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抛出今天的另一个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争取每一个人对他的好感。他崇拜权威而又对权威挑战。”“一个极端自大而又极端自卑的人，实际的内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极端孤独的，愈孤独，愈疯狂，愈疯狂，愈孤独。两者互为因果。”
司马璐举了下面这个例子。
法国戴高乐时代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劳（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在他的记述中说，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有如一块石碑”，“像一块古铜的皇像。”“他走起路来，就像从帝皇墓冢中升起来的传奇形象。”马尔劳一再和毛泽东道别，毛一再和马尔劳说：“我是孤独的。”马尔劳在记述中说，“他（毛）的声调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讥讽，但最明显的，还是那股骄傲之气。”马尔劳这次会见毛泽东，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个迷惘时代的毛泽东，从这以后，到死亡，毛泽东一直在迷惘之中。
最后，司马璐告诫世人：“毛泽东一生利用过无数的人，在他死亡前后又被无数的人利用过。他的躯体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灵魂又被分割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帮与邓派，乃至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都是。”“毛泽东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闭与无知的确是很可怕的，他不仅贻害我们这一代，甚至会贻害中国几代人。今天的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毛泽东的幽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