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2011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