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10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三人组（从左到右）——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Dybvig），以表彰他们在研究银行在经济中作用方面做出的贡献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联准会（Fed）前主席柏南克（Ben S. Bernanke）、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杰出高级研究员戴蒙（Douglas W. Diamond），以及华盛顿大学教授戴布维格（Philip H. Dybvig）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
三位金融学者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三位学者对于“银行和金融危机”（banks and financial crises）研究成果，对于降低金融危机、经济萧条风险有所贡献。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恐慌，使世界经济瘫痪多年，产生巨大的灾难，今年获奖者的研究，提供了我们更好地应对随后的金融危机。他们已证明了防止银行大范围倒闭的重要性，对于规范金融市场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他们的研究结果对于使银行、政府和国际机构能应对COVID-19大流行，而不至于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至关重要。
虽然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银行以它们的形式存在，以及为什么它们存在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性的脆弱性，例如1929年华尔街崩盘和随后的全球经济大恐慌所示，以及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因而人们认为他们的得奖实至名归，但有人却不以为然。美国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办人兼总裁杰弗瑞·塔克（Jeffrey A. Tucker）就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了“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诺贝尔奖带来道德风险
塔克在10月18日于英文《大纪元时报》为文，对诺贝尔委员会表彰三位得奖者“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特别提到2008年央行对住房和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包括用“量化宽松”来拯救银行。他认为正是这种应对措施引发了全球的通货膨胀危机浪潮，在2020年春天开始的封锁期间和之后席卷世界。人们总是说，如果柏南克在2008年没采取行动，金融体系就会崩溃。其实，它真正做的，是预先阻止了一个对市场参与者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时刻。它救助了一系列对风险和理性失去担忧的机构，其结果是银行、政客和政策制定者普遍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
每当一项政策的实施反而恰巧强化并延续原本意在防止的事情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这是对不良行为的奖励。这一经验，在2020年再度上演。美国联准会在2020年3月16日，加快了印钞机的速度，国会准备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S Act），花了1.7万亿美元来满足州级别的封锁。如果没这些做法，这些州会相当迅速地开放，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一旦国会开始撒钱，州长们就意识到封锁可以赚大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政府支出与街头热钱都增加了6万亿到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放钱比赛中再加了大量的兴奋剂。如果联准会无法或不愿买国会徒然制造的巨额债务，美国的违约风险将大大增加，可能已彻底破坏了金融市场，而联准会忙于开出无法兑现的支票，以掩盖国会的所作所为，结果是，政治阶层和中央银行家们共同努力，使现代最大的政策灾难之一持续下去：信用卡债务飙升、储蓄崩溃、实际收入持续下降、全球性停滞膨胀可能来到。
塔克在文末这样写着：“有人认为，这些奖项是提前一年多提出的。颁奖委员会怎么会知道，他们为那些想出如何通过法定通货膨胀和银行纾困来拯救经济的杰出人士颁发的奖项，会在整个世界都在通货膨胀的地狱中燃烧，艾菲尔铁塔上的灯已经熄灭，而欧洲和英国的每个家庭都在为今年冬天家中如何取暖而发愁时宣布？
我们还可以将全球健康危机、预期寿命急剧下降，以及对前景失去希望的整整一代人的士气低落等添加到这个灾难清单中。
这就是‘专家’们对世界所做的事情，这场危机始于知识分子的实验室，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知道比自由更好的管理世界的方法。现在，我们其余的人被迫看着他们因为出色的工作而互相激励，从而增加了另一层道德风险：犯下严重错误实际上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职业上的后果。”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 A. Hayek）在当年受奖宴席上这样说：“……，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如果一个人的业绩落伍了，同行的专家马上就会轻视他。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
在经济学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钻研的问题表示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的成就，使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受质疑
由历届得奖者都只在各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精，且较偏于“技术”和“工具”层面的专家，的确令人担心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使经济学脱离“人文”层面愈来愈远。而且正如蒋硕杰院士所言，经济学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系着国计民生极其重要的一门科学，但若误用而导致实施错误经济政策，则遗害将既深且远。共产世界的惨痛经验固不必谈，就是自由世界里也例证斑斑，最明显的是，着重短期而赋予政府庞大“权力”的凯因斯理论。1930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有人说因为实施凯因斯“政府创造有效需求”政策而消弭，但有人却认为是第二次大战爆发的缘故，而1970年代的“停滞膨胀”则是实施凯因斯政策的后遗症，于是凯因斯理论受到质疑，更曾被错认为它已被丢弃。其实它只是被后继者修正，由“新凯因斯学派”的出现就可为证，而根本的“政府干预”、纾困、“政府救市”非但没丢失，另换了“印钞救市”来刺激经济，而“量化宽松”（QE）政策就是代表，多年来让全球被泛滥的钞票淹没，而政府债台高筑蔚成另类全球化，“灾难时代”也悄悄到来。“五鬼搬运”、“金钱游戏”、“泡沫经济”与世人常相左右，撙节政策被认为将窒息经济，而政府继续撒钱却像酗酒、吸毒，只让经济一时回光返照又再度昏死过去，如今“停滞膨胀”正等在前头。
今年选金融学者给奖，虽凸显诺贝尔奖委员会认识到金融危机和银行挤兑的重要，但获奖者的理论及政策是否得当可用却很有疑议的。其实，金融风暴、经济大衰退之所以一再出现，大都是金融业失职、政府官商勾结推波助浪，以及政府错误纾困政策的结果。蒋硕杰院士早年明说的“五鬼搬运法就是金融赤字”，已指明金融机构以各种方式将钱搬给少数有权有势者。金融机构原本扮演“资金桥梁”或“金融中介”的角色，右手接受民间的存款，左手将这些存款贷放给能力高、从事“实质生产”的业者。
这种金融体系不但无趣，规模也不大。例如，在二十世纪美国股市兴起的1960年代，金融和保险业合计只占不到GDP的四％，但这种无聊、原始的金融体系却维系了在一个世代之间，使生活水平倍升的经济体。对照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前夕，金融和保险业占了GDP的八％。而且更有规模巨大的公司，吸收社会中头脑最好的人才，他们让金融业光鲜亮丽，其背后的证券化过程，使贷款不再专属于借方，而是继续转给其他人。这些人把贷款细切、分割，并把个人的债务整合成新资产，像是次级房贷、信用卡卡债、车贷等都进入金融体系中。结果使风险倍增、金融体系弱化，终而惨遭崩解，进而危及各产业，延祸全人类。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教训，并未让金融业回到正轨。在衍生性金融继续创新下，金融业掌控的权力更大，其塑造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执行长，甚至很多消费者的想法和心态，能力更为夸大，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道德风险”场景。在2008年之后，行政部门的决策多为金融业带来庞大利润，且造成房屋所有人、小公司、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损失。金融业已成经济成长的阻力，而非催化剂；其成长使企业和整体经济社会都受到损害。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是金融家在对企业发号施令，在金融市场创造财富已成为目的，而非把金融市场当成工具，以达成共享经济繁荣的目的。金融思维已在企业根深柢固，公司也开始运作得像银行，只要搬动现金，就能比以前赚更多钱；光是从单纯的金融活动，就能产生五倍于二次大战战后时期的收入。
有专家已警告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已无法对实体经济发挥作用，而且成为一种经济疾病，早在1970年代，“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现象就浮上台面，如今已不知不觉地缓慢影响全人类。它经由金融、保险、房地产三大火红产业，在规模与权力上大幅扩张。结果就是经济成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市场缺乏效率、公共服务受创、贪腐更严重、其他经济部门被掏空、民主和社会整体受害，“金融诅咒”（finance curse）也就到来了。也就是说，金融不但是病毒，而且毒性更强更烈。
将道德融入金融货币
在“金融创新”已是不可挡的潮流下，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席勒（Robert Shiller）的“将优良道德融入华尔街文化”不失为一帖良药，这也是一千多年前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宰相张说的〈钱本草〉一文告诉我们的，用“道、德、仁、义、礼、智、信”精炼货币之道。除了这帖难炼的药方之外，还有什么妙药呢？唐太宗的“以史为镜”—向历史取经—也是一条明路。那么，这本美国史上最著名的金融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78年著作，长销四十余年，2015年由金融名家罗伯特･阿里伯（Robert Aliber）增补第七版的《疯狂･恐慌与崩盘》（Manias, Pari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Crises）巨著就是不可错过的一本书。
本书剖析从古至今的每一场重要的金融危机，帮助投资人整理出这些危机的共同特性，而金融市场常常偏离理性运行轨道。本书在梳理分析400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史实的基础上，阐述了金融危机的模式、规律、起因和影响，以及金融危机中的非理性因素，研究了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为的相互作用，指出投机疯狂、市场恐慌和崩溃的不期而遇及其最终的规模与当时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机构关系密切，总结了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
2003年7月7月去世的金德伯格，从历史观念阐释西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过程及整治之道，对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及美国挥之不去债务危机，更有详细的解说。本书第一版于1978年出版，概述了市场发展的模式以及金融危机演变的五个阶段。而阿里伯在2005之后修订的版本中探讨了自1980年代初以来涉及四十多国的四次危机，并表明其银行体系的内爆并非来自“不良行为者”的决定，而是国际社会功能失调的症状—货币安排。
向历史取经
本书以十五个章节的大篇幅详细整理超过400年的金融危机史，透过理解疯狂、恐慌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带给现代投资人和政府重要的启示。特别在第十五章中详述“历史启示”，并在“结语”中以中国经济危机为主题，那是2015年写的己经认为中国遇到日本在1990年代初相同问题，那是金融泡沫崩盘，让日本经济失落至今，而七年后的现在，中国经济已崩坏，成为全球经济危机引爆点，世人宜未雨绸缪才是！这本2015年修订的版本，不只增补了迄2015年的情况，还提供对未来的警示作用，世人、特别是各国决策官员若能汲取“正面教训”，或可让金融病毒转化为良药呢！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