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职员家庭，呱呱坠地之时的1937年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父亲做人不存大志，希望有吃有穿就行了，带着他东奔西跑，好不容易读完高中。由于他读书努力，1956年当他和哥哥双双从山西省以优异成绩考入名校北京大学时，父亲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乐观态度。因为父亲早就给他们说过：北大学生历来爱参与政治，容易惹麻烦，希望他们弟兄报考南方的大学去学医。没有想到父亲的担心竟成事实。难怪今日北京还流行一句口语：清华的官，北大的囚，体院的汉，北外的妞。
北大，光荣的北大，民主自由的北大，也是多灾多难的北大！仅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的灾难，这里竟有近八百名优秀儿女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不少的人实际年龄不足二十周岁，还简直是个黄毛未蜕，乳臭未干的孩子啊！就被送去劳改劳教。在这庞大的右派群中，数学系自动控制专业高材生郭家一就是其中一个。
历史留下的声音
一说到五十年前那场荒唐绝伦的“反右斗争”，年过七旬的郭家一仍忍不住怒火中烧，愤慨无比地说：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政治运动不但反文明，反人道，违宪违法，更重要的是把中华民族推入了黑暗的深渊，自此国家灾难重重，人性扭曲，善恶易位，是非颠倒，谎话连篇，道德沦丧。其实到底哪个是反党的右派？我看一个也没有。比如拿我家来说，当时我姐姐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我和哥哥都还在北大读书，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右派，并且把姐姐发配到了北大荒，哥哥送进了工厂劳教。说实话，自我考上北大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当一名科学家，因此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
记得是1957年5月19日那天，北大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五一九运动的第一把火，接着一夜之间整个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无论是张元勋和沈泽宜的《是时候了》，还是谭天荣的《一株毒草》，都是这时候出来的，场面非常空前，后来越闹越凶。我们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等于是莫名其妙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之中。当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之时，北大的鸣放已经达到了高潮。不少真心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热爱党的青年学生，都积极响应号召提出了发自肺腑的意见，提的大多是一些政治制度问题，并没有推翻共产党的言行。拿我来说（那时还不是党员），只是在一次团员会上说了几句话。一句是人民内部产生矛盾的根源主要是不民主；再一句官僚特权阻碍着群众发表意见。另外，散会后我又说了一句，胡风不应该是反革命。接着跑到人民大学看了看林希翎。其实我并不认识林希翎，只是觉得她有才干，崇拜她象现在的小年轻崇拜球星和歌星一样。
总之，那时大家都是一心想帮党整风。可是暑假过后刚开学，形势突然就变了，最主要的是性质也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紧接着就是国殇节，在这期间北大宣布了右派名单。当时北大还从新华社请来一个高级记者做报告，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美国如何对待黑人，我们就要如何对待右派。”这句话让不少右派感到很震惊。赶到放寒假之前，学校又宣布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当时我们班31名同学划了4个右派，数学系总共不到800名学生就划了70多名右派，据说全校师生共划了700多名右派。并且逮捕了一批，开除了一批，给工厂送去了一批，还有象我这样的一大批是受到了开除团籍，留校察看的处分。留校的右派虽然没有发配出去，但是照样在人格上受到了极大的污辱。
凌辱人格的揪心记忆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特殊类型的反革命”，“右派帽子是终身制”。一当你被列入另册，就再没有说话的权利，那些风派投机者，所谓靠拢党和组织，“追求进步”的“革命者”，无论他们怎样向你泼污水，扔垃圾，你也不能反驳，只能将血水往肚里吞。
郭家一说，有次不知是哪个系的一个女右派，在吃饭前接受大家批判，当时不但是让她站在饭桌上，而且还给饭桌上放了一把凳子让她站上去，批完之后有个作恶男生丧尽天良地一下把凳子撤掉，那位女同学就摔到了地下，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竟没有一人指责作恶男生的兽行。我当时特别生气，真想和那小子同归于尽。记得还有一次半夜装白灰，我们提出要戴口罩，结果他们除不让戴外，反而说戴口罩装白灰还有什么教育意义。尽管如此，校园里每个幼稚的右派学生都还在积极地表现自己，而且不断地讨好党，都希望早点摘掉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那时我们总以为共产党就象丁玲说的一样，好象是母亲打孩子，只是吓唬吓唬。但没想到后来越整越惨，甚至有不少人葬送了性命。你想摘帽真是比登天还难，比如1959年第一批摘帽，我们数力系70个右派只摘掉一顶帽子。所以说你怎么积极都不行。因为摘帽的权力掌握“特殊材料制成的”党员手里。
郭家一说：在我们控制专业，生死大权是掌握在一个姓沈的男同学手里，他年龄比我们大，是个蹲班生，学习虽然不太好，但他是个党员，他怎么折磨你怎么算，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反抗，因为他说话是代表党呀！比如当时我们班有个姓杜的女右派正在和外班一个男同学谈朋友，姓沈的和一帮积极分子把她恨的要死。有天晚上她在校园里碰上姓沈的之后，沈组织积极分子用你想象不到的方法差点把她批死，而且想方设法把他们拆散。比如我们班里四个右派数我嘴硬，所以挨整最多，就连睡觉也给你床下分个打呼噜的。有天晚上我睡不着就叫醒了下床的那个打呼噜的同学请他小声点，他不但不小声，反而还说你他妈右派分子还怕打呼噜。第二天就组织批判我，并且让我写检查，我写好检查就象阿Q一样，给顶上写了一句断子绝孙。结果硬说我是骂党和毛主席断子绝孙。那次差点把我逼上了绝路。还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饭，当时正搞共产主义，饭票是自觉往下放，我带的钱不够，打了一份8分钱的菜只放了5分钱的饭票，没想到姓沈的跟在我后边看见了，他抓住这个3分钱的把柄，立即召开了批判大会，批了我很长的时间，此后什么时候想批就拉去批上一顿。那年暑假也不让我回家，还强迫把我送到长辛店机车厂的翻砂车间劳动改造。
1960年我该毕业了，当时别的同学都分配走了，姓沈的非要把我送到一年级蹲班。他对一年级的学生说，这小子是五年级的郭右派，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不但思想反动而且道德也堕落败坏，你们今后对他要严加管制。因此又把我留下整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我产生了第二次跳楼自杀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对待非常疼爱我的母亲。其实我家并不是地主，我祖父早年被划为逃亡地主，我父亲很早就外出工作了，我连见都没见过，我父亲是在国民政府军队里担任过团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时他被遣送回山西宁武县头马营村的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管制。1976年被活活的折磨死了。1978年又给他平反，这时候人已经死了，平反有什么用？
不是劳改的劳改生涯
面对极权，身陷暴政，根本无个人尊严与人格可言，正如关在圈里的猪只等拉出去宰，而且还不准你叫，这叫什么世道？郭家一的思绪又回到那个“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年代。
他说：一年级把他整了很长时间后，北大又把他发配到晋西北的保德县中学实行群众监督改造，走时北大连毕业证也没给他，到校后也不按大学生对待，每月只给26元生活费。不过这个县紧靠黄河边，非常穷，只有一条街，没有什么商店，即使有钱也没地方花。别认为天天喝粥的穷地方就不想整人，其实他们在政治上也很敏感，中央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也跟着紧折腾。刚开始还比较友好，比如开会时有的内容不让他知道，校长就说郭老师你去备课吧，他只好悄悄地退出会场。到后来就不同了，每年一次的年终政治思想鉴定，别人很容易过关，他却过不了，得变相批判斗争一两次。有时候知道没有理由批他，但想方设法也得给他搜出几箩筐东西出来，纵是眨个眼也是问题。头一年批他的理由是：一次他和几个男老师开玩笑说：你们穿的羊皮袄有味。年底总结时非说他这句话是诬蔑贫下中农；第二年批的由头是，一次他在看当地民间传统剧二人台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好看”，结果不知谁汇报给领导，说他说，宁愿看狗打架也不愿看二人台。最终硬说他把贫下中农比的还不如狗。这次批得要比那次狠；第三年学校为了监督他，就让他睡在一个老党员的办公室里，那孔窑洞潮，他就把床垫的很高，有个老师问为什么床垫了那么高，他开玩笑说：别人把我弄得越低，我就要把自己抬的越高。那老师当时还和他有说有笑，不一会就告到校长那里去了。这次还没等到年底就对他展开了批判，说他抗拒改造，非要问他是谁把你弄低了，到底是共产党还是毛主席。校长还亲自指挥把床腿下垫的几块砖头撤掉，还说你越想高，我们就越要把你踩到脚底下，你想高除非蒋介石回来。
还有一年批他的内容是：有一次他买好饭出门时，碰上一个姓侯的女老师，她问他买的什么菜，他端着饭盒让她看，她顺手挟点尝吃了下，让一个党员看见后告给了校长，又对他的所谓的作风问题进行了批判。在保中改造了几年，他每年的鉴定只有比较讲究个人卫生这条是好的，其余的全都不合格，真是让你哭笑不得。其实他一直代高中的数学和物理等三门课，成绩都特别好。后来他觉得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越来越不好，有一次县统战部把他叫去参加民主人士讨论会，会上又让他给党提意见，这次他连党的一句不好也没说，就是吃不饱也说好。结果县上出了一份简报，说他在会上继续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他找他们说理，他们说你嘴上没攻击是事实，但你心里肯定攻击了。这下他对共产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从此他好坏都不说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就写在日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