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说到周扬。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对于想了解周扬思想历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如果有朝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将使当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豁然冰释,这不仅对周扬本人极其重要,就是对当代文坛的许多是是非非,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于伶提到的这个细节的可靠性,我却有一点疑问,简单陈述如下,如果能由此引出更多关于周扬情况的资料,那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从于伶所说的情况看,周扬对自己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这一判断大体符合复出后的周扬一贯所持的忏悔态度。但疑点也由此而来,从胡风事件到丁玲、陈企霞事件,周扬都是关键人物。如果于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说明周扬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压力。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说”。但了解50年代这两件事的人,大概不会同意这种压力说,至多能说有压力这个因素,而这不能说明周扬行为的无奈。因为周扬与他们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
第二,如果周扬手里真有一封信,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来,因为这是关系他历史中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再说,经过“文革”这样的劫难,周扬的往来信件如何保留下来的,而周扬又是如何特别保留了那份关于他人格的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明,不然这给做历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难题。
第三,“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这句话能否成立?我以为也值得怀疑。周扬当时的位子是中宣部副部长,按一般逻辑,这个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长,二是中宣部以上的中央。根据这个前提,周扬手里的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如果是来自高层,这似乎也没必要。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高层不是什么压力,而是命令,只有执行的可能,而这样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公布了。假如是毛泽东的信或批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晚年也做了历史评价,这都不成其为需要隐讳的事,而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认为那么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扬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扬手里的信会是什么人的呢?对周扬来说,比他小的人不会成为压力,比他大的人虽然是一种压力,但那样的压力又不是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毛泽东为胡风的事都给《人民日报》写过案语,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扬说在胡风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压力,显然又说服不了找他闹事的那些受害者。于伶说及周扬的这个细节,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扬历史的人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引用,但如果不见到周扬所说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些说法就都是传闻,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取一种谨慎态度的。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