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幸福”说之滥觞，大概连现代中国考据魁首的北大老校长胡适先生也探究不出来了。说者在我的“帽子”上缀以“幸福”的花环，未免幽默得太残忍了。也许吧，他们是观察表象得出的结论：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书，毕业时竟分到了中科院物理所。帽兄中免予处分并留校察看者虽寥若晨星，毕竟还若明若暗似有似无地散隐在燕园中；而那个物理所，即使没戴帽的物理系毕业生，也是最为想往的处所。第二年（1959年）物理所搬到中关村新址后，虽仍是科学院第一大所，全所连我在内却只留剩四个右派，其中一位终身未嫁的助理研究员，文革伊始就自杀身亡了；另二位从事的是服务性工作，却让我做了科研。他们拿的是生活费，发给我的是高出一倍、相同于其他新入所研究实习员的工资。
“幸福”何以频频降临我身？我也不明白。反正我没有向耶和华祈求过保佑。上述物理所另二个右派中有一位却从小就是虔诚的教徒，即使在泰山压顶时也从未中断过每餐之前的感恩，只是旁人难以觉察。他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善良、朴讷，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一向语不涉政治，仅仅因为信教就被打入了另册。圣父圣子圣灵没有护佑得了如此坚贞的子民，上帝也被狂暴的反右逼退了。
因为我“出身好”？父母不识字，原租种本家祠堂的田亩，孩子多了（我是老六）难以为继，就去了县城打工。对这种引车卖浆者流的家庭出身，我既未炫耀过也没自卑过。正如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言，父母他们没什么文娱活动，就以上床生孩子为乐，这出身哪能由得了我！即便如此，就出身说，我们同学中也有共产党的烈士子女被打成了右派，比我高贵多了。另一方面，反右积极分子中倒不乏来自剥削阶级家庭者。显然“出身”这一条不成立。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入学时是团支书，后为总支书记。那时没有班主任或辅导员，党员都是“调干生”学习困难，还得分派成绩好的同学一对一帮助他们，因此，所有工作都落到了团干部身上，记得例如像每个同学宿于哪张床铺之类的事也是叫我划定的。北大物理系的功课很重，工作，对我的学习曾小有影响，但我从未有过抱怨的念头，像我这样的家庭经济情况，能上大学而且是北大是很感激的，当然应该多做些社会工作。事实是给我戴帽前，我们级的党支部书记已被划成了右派，“官职”总比我大吧，可见最大的学生官也不握有免死牌。因为我“罪行小”？我没有写过大字报，旁听大辩论时没有发过言，没有参加过“百花学社”等松散的学生群众组织。不过我购买过北大学生自办的《广场》杂志，后来这被说成是从经济上、进而推论为在行动上在政治上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其实，那时我对一些右派的话语除深受震撼并在内心有些赞赏外，至少在形式上不大习惯，至于物理系刘奇弟的扬白幡以招魂肃反受害者及其他一些右派的做法，当时的我认为太过火了。
最终是，我也难逃噩运。大概是因为我接受了伏尔泰的理念吧：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将维护你说话的自由。当时我还不知道伏尔泰这位法国思想家的名字，然而虽历经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还没有被彻底扑灭的北大传统或说“北大精神”已春雨细无声地沁润了我的心田。例如，我作为成员之一在年级反右三人领导小组开会讨论班级三人小组的成员时，提出应由一名左派、一名中派、一名右派组成。毛泽东说毒草只有让它放出来，才能锄除，既教育本人也教育大家。基层领导小组中有了右派代表，更有利于在群众中引起争论、放出毒草。你左派手里有真理，你怕什么，真理越辩越明，辩论过程不就是对包括本人在内的全班同学的绝好教育过程。我也去看望过外校已戴帽的中学同学，他们也是人，暴风雪中尤盼故乡送炭人，从生活上关心也有利于他们的改造。这也是照毛泽东的说话行事，毛泽东讲他也有几个右派朋友的！诸如此类。后来算总帐时，我被指责成和右派感情相通，站到了右派立场上，为右派争领导权，是右派分子的代言人……，云云，于是把我也划成了右派。我很惭愧，当年没有起到一个右派分子的作用：大声疾呼，宣战“三害”（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根由是我的“阶级局限性”？此前的经历决定了我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
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据说是所谓的“探索集团”。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园里有如火山爆发般喷涌出了遍野大字报。右派们虽自认为真理在握，但一开始他们就陷于左派的汪洋大海。一些动机各异的人自觉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或强扭“辩论”、或斥责、或漫骂、或批斗、或推搡，左派们惯于仗势压人，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也在感情上逐渐地把我推向了右派。如此乱哄哄地一个多月后，人们疲倦了，运动归于低潮。数学系三年级（四年级已毕业走人，一二年级的按惯例要看看高年级动静）的一些团干部此时仍念念不忘帮助党除“三害”，就来拉物理系三年级的团干部，讨论如何排除左右二方的干扰，使运动走上“正规”。我也去参加了一次，在文史楼底层的一个教室里，课早就停了，天气又热，有的骑在椅背上，有的坐在课桌上，或穿汗衫或光膀子，反正都是男生，你讲一通我说一气，嘈嘈杂杂收了场。数学系的说要就讨论内容出一张大字报，我表示反对。倒不是本意上我和他们分岐太大，只是认为自己是个总支书，总得讲点“组织性”，刚才讨论时我的发言就最左，而且没有议论出一个统一意见。后来他们还是没通知我就出了大字报，并有位当时是数字系学生的中学要好同学冲到我宿舍房间里大骂我是胆小鬼，我什么时候当过胆小鬼！叫他打着手电筒照着我去补签了个名，那上面写些什么我都没有看。其后几天，那些数学系学生在厨窗里贴出了一批小字报，总的题头叫“探索”。于是，划我右派时就硬说我是“探索集团”的成员。说凡是“探索”者一概划右派。其实也不尽然，至少和我同房间就有一同学也去参加了文史楼的侃大山，虽然我的发言最左，但那位同学却没有戴帽。
还有件事可以一说。当运动发展到开始给人戴右派帽子时，反右领导小组开会不再叫我参加了。于是我明白我被撤职了。对那点“官”职到无所谓，但是被组织上误解，当时的我很为伤心。因此，主动上交了日记本，请组织上审视。一个人的日记是内心深处的独白，最能看出此人的思想实质。它不像《雷锋日记》那样写出来是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去看的。很快那本日记被退了回来，大概当时他们对我不感兴趣吧。可鄙的是，到1958年2月后我的日记本竟“失踪”了，戴完我帽子后它又被暗中塞了回来，至今没有任何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既然物理系的太上皇（工作组组长）已钦定我为右派，鼠窃狗盗之辈于是就主要从我的日记本上拼凑出了材料。2007年一位已入籍美国的当年同班同学说那时所发批我之材料上注明取自我的日记。
1958年1月底，北大刚经历过“反右补课”，于是召开了庆祝胜利的反右总结大会。这是自“5•19”以来从未举行过的到得最齐的全校师生大会，会议最后由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庄重宣布“反右到此结束，今后一个不抓”即不再抓出新的右派分子，并通告明天起开始放寒假。言犹在耳，我却在其后被“补划”成了右派。被有计划地补划为右派的非我一人，而有一群，例如我们级的党支书也是其中之一，我不过是最后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屈死鬼而已。再次的言而无信，再次的欺骗群众。长袖善舞的“阳谋”家们并不把党委书记代表党所作的庄严承诺放在眼里。日期是他们划定的，承诺是他们作出的，法律是他们制订的，于是他们认为既然一切皆由他们恩施，他们就可以随时收回。不是有人公然宣称了嘛，就是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大师生成了釜鱼幕燕，唯有任人烹煮。其实，党委书记、工作组长也只是一线指挥者。“5•19”之后，燕园里就不乏身着楚楚中山装的陌生中年人前来观看大字报，有时甚至是在夜深人静时被簇拥着默默观看后一言不发地走人。由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来北大给学生传达了毛泽东的“五不怕”指示（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以帮助共产党除三害）等等原因，北大是全北京也是全中国最早出现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单位，是最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的帮助党除“三害”——后来则被称作是“右派进攻最猖狂”的处所，自然就引起了反右运动领导者们的高度关注。
定义右派就是反革命并开始大规模抓右派后，燕园里一片肃杀。很快地，划一个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里开个会，无需事先告知大家，临时提溜出来的被划分子垂头丧气地站立在黑板前，三二个反右积极分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几句（群众漫应着）或不喊口号，不到半天就可以报销一个。日本军曹在南京大屠杀时杀红了眼睛，比赛起了谁杀人杀得多。1958年的北大划右派，有些人也划红了眼睛，这可是邀功请赏火线入党的难得时机呵。例如，一同学仅就所发教科书（“一边倒”翻译自苏联，不过讲课教授们不屑一顾）中的肉麻叙述信手写了个积分公式，什么化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诗人、文学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所有的“家”从负无穷到正无穷“f(家)d家”累加起来，就是罗曼诺索夫。这不是冷嘲热讽、恶毒攻击苏联老大哥嘛！戴帽。其实，那位罗先生是俄国人，凭他的贵族身份倘若活到苏联时代，定不会有好果子吃。虽然如此，待到划我时，理应是最后一个了当更顺溜了，可是班里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竟要讨论三天以“统一思想”，为我辩护者说即使抛出的材料凿实，此人没有城府，对谁都不设防，坦白率真得像个孩子，不能划呵。于是从哲学系调来了打手，由他们主打。其实，我的命运早就确定。真正划我为右派的场景，据说颇具戏剧性。物理系工作组组长杨述先生随手从桌上抓起一枝铅笔，在黑名单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划了一条线。这一划，划给了我一顶右派帽子，划给了黑线下面紧挨着我的那个同学一顶院士帽子，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述夫人韦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说，“抢救运动”时杨述在陕北绥德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受尽冤屈，头生幼女也因无人照料而夭折，年轻的母亲说“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抗日战争胜利时，急需大量干部去各地抢占地盘，这批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又得到了重用。到1949年进京时，杨述他们俨然已成了“老干部”。杨述先生经过“抢救”，路线觉悟大为提高，革命锐气打磨殆尽，知识分子的良知也难觅踪影了。到反右之前他已升任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连他的爱妻也说“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这个圈子里转，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不到一起了。”四十年代杨述他们抱怨“为丛驱雀”，五十年代他们自己也“为渊驱鱼”起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呵！什么叫“路线觉悟”？倘若上峰指鹿为马，你老兄竟还要说什么皇帝的新衣，路线觉悟也太低了，等着挨“抢救”吧，当年就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邹凤平等人没有被“抢救”过来而死在了延安；能够跟着嚷嚷“就是马，就是马”，前途则豁然宽广；如果会用一百种方法论证鹿即是马，立马叫你当政治局委员。至于是否剥削阶级出身、本人干过什么龌龊事之类，倒是无所谓的。姚文元、张春桥之流不就是例证。倘若说“抢救”运动还主要是当时在陕北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坎，“反右”斗争的受难者已扩大为全国所有年龄层的知识分子，“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则把全国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运动间难道不存在传承关系？其中哪个受到过批判？连提都不提了，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一切“向前看”嘛。于是，君不见它们相继横扫了中华大地！“文革”一开始，杨述又被打成了反革命，12年后平反时已成废人并很快就病故了。没有听说过杨述先生即使是在此期间对“反右”有何反思。《思痛录》中也没有叙说杨述在反右期的表现，相反讲杨述说过北大的“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我宁愿相信这是韦君宜先生的偏听偏信，而不是为亲者讳往丈夫的脸上贴金。事实是，例如和我所在班紧接的那个班，右派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一！包含那个班我们整个年级的右派比率也高达20%，虽然毛泽东规定一个单位的右派比率是5%。当时的物理系是北大最大的系（1958年下学期起该系分成了3个系，外加现代物理系），物理系学生中右派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率，皆居理科诸系的首位，在全校各系中也数第一。如此多的右派、这么高的比率，和杨述先生没有关系？只说杨述“愚忠”，如何“被吃”，不提他“吃人”，刘奇弟等地下冤魂恐怕不会答应。杨述原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死亡后，仅用为虎作伥、身不由已来解释他的行为，就太小觑他的主观积极性了。韦君宜先生说杨述的一生是“一个真正的悲剧”。1945年之前和1966年之后杨述是受害者，确是悲苦；但是中间的二十来年，杨述正当壮年，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他是个施害者。《思痛录》第十章全是对已故夫君的追忆，作者认为杨述“完全符合于理论上‘悲剧’两字定义的悲剧”，并升华为如该章标题所示是“当代人的悲剧”。然而，怎可回避，“抢救”运动极度震慑了杨述，使之脱胎换骨、丧失自我而成了识时务的俊杰；关键时节则泯灭人性、沦为绞肉工具。自然可问，杨述该负多大罪责？又能负多大罪责？如果我处其位，能守得住多少自己的良知？但总有积极、应付、消极之分吧。同样被“抢救”过的韦君宜反右期就受到批判而差点戴上帽子，这一点在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郭小川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在更早的“反AB团”时差点送命的胡耀邦，反右期则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些人。他们没有像杨述那样在北大抓右派争得了第一。“倘守得住，怎达高位”之说显然不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