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发妻竟然命丧黄泉。伯仁虽非我杀，伯仁由我而亡。当年她违背了父母意愿，不顾已在上海任工程师（中级职称）的表哥的热烈追求，毅然和我这个身无分文的摘帽右派（且是初级职称）结合，温柔细腻了我粗粝的人生，虽然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二月，这情意也弥足珍贵。新婚之夜我们曾半认真地誓言“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谶语成真，怎不痛杀人也么哥！妻参加了苏州一个受空军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武斗后受陆军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权，她所在的那个中学就批斗起了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凭鲜血淋漓仍高昂着头颅，这个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尔。掌权者这样对待她，是否也和嫁了个“老右派”有关？
给妻致命一击的是物理所外调人员“出事了”的那句话：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争取立功赎罪，揭发他的一切反动言行！当晚，她就跳井自尽追我而去了。其时，我却还在鬼门关上转悠，没有脱离险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医院的同时，立即派了组里二位要员去外调吾妻。他们从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什么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就想从我妻子那里捞点稻草，竟逼死了我的爱妻！至今，我挣扎着又苟活了四十年，连小外甥女也有了，对前妻却如苏轼言“不思量，自难忘。……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呵。如此殇逝，怎生忘怀！在医院我被抢救过来不久，就被拉回了物理所。对于“自绝于人民，以死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人，怎能不予批斗，不过我身体过于虚弱，跪不动，只能背靠台阶半卧着摊坐于地接受批判。批后我即被收进了物理所的劳改队，日日夜夜有人监视，而且他们对我隐瞒了妻的死讯。
连从医院带回来的那一点点救命药也不给吃，更不要说营养食物了，我就像一只被扔在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猫小狗那样整日昏昏沉沉地躺着。劳改队打手们只是防止我再行自杀，倘若我能自行病死他们就没有干系了。从肉体上消灭阶级敌人是某些人的一贯主张，让对方“病死”他们最乐见其成了。很多日子我僵卧在那里，真正成了死人多口气。右派的命也真是贱，我竟挺了过来。稍能活动时我就被押着劳动，体力不如其他劳改队员，只能坐着甚至半躺着干活。我没有像很多右派那样，在监狱、劳改农场、工厂、矿山、农村里吃足苦头，不过在首善之区的科学殿堂里也有着一种苦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呵。
在医院里在劳改队，我已被定义为阶级敌人，他们的伟大领袖早就指示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于是我被摒弃在了人道主义的大门之外。只要不立马就死，会有什么后遗症他们从不考虑。
物理所劳改队员是不能对外联系的，半年多后物理所劳改队解散前夕，我的老母亲接获通知赶到北京，守护照料了我，直到我的精神和身体趋于稳定。
我的大脑那段时期供血不足，受到了损伤。退休后逐渐显示了出来，先是患脑梗塞（俗称小中风）住院一个多月，不久前又被确诊为患有广泛性腔隙型脑梗塞。现在我说话有时词不达意，写文章慢慢来还好些，写到某处时印象中是有合适词汇的，固然还不必去查辞典（也无从下手去查），但要从脑袋中挖出来也颇费时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还将会有什么后果，随它去吧。只要还活着，就得努力写出那一段民族的悲剧。
右派改正时，我向北大人员申明，我不要盖有陆平图章的毕业文凭。虽然我在北大连续读到毕业，毕业时成绩还不差，否则科学院怎么会要我。我在北大念书时，陆平只篡夺到党委书记之职，还没有爬上校长宝座，校长仍是我入学时的老校长马寅初。他们说北大早就没了马老的图章，到哪里去办这张毕业文凭？我当即声言，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陆平是又一个杨述式的人物，早已抛弃了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理念，背离了北大传统，这种人的名字若出现在我的毕业文凭上，有辱我的清名。后来，他们翻箱倒柜竟然找到了当年已办好的我的毕业文凭（谢谢这些工作人员，给你们添麻烦了），上面盖的正是校长马寅初的篆刻图章，说那时没发是因为我“政治”不合格，虽然盖有校长马寅初和教务长周培源图章的“北京大学记分册”上，没有“政治”这一课程。他们还说：全北大补发了那么多张右派的毕业文凭，就你一张上的“北京大学校长”是马寅初（我没核实过）。真够特殊的。就这一点说，我到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泽东死后三年，共产党允许普通百姓调动工作单位后，我要求调离了伤心之地北京，这也是母亲的意愿，妈总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满以为到一个新地方后，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业，更好地为国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区尚且处处受挫，遑论山高皇帝远的场所。我终于明白，自己头上还戴着一顶“改正右派”的帽子，虽然谁也不会明说。也许吧，在显意识的、潜意识的“路线觉悟”高的衮衮诸公看来，戴过帽子的人终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可榨取其一技之长，其余该予之物悉归善解我意之徒。在他们眼里，那些恃才傲物的家伙，犟头犟脑，桀骜不驯，怎会任我颐指气使，哪能用得得心应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鸟尽弓藏弃之如敝屣。别忙举出反例，个例总是有的，何况还不知道对他们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对此，杨述等人倒是可以作为一个脚注，虽然不那么全面，用数学语言说是满足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那些戴帽前并非头面人物、改正后也没有机会被首长发现的普通右派，沉于底层，地方官员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紧得多，会是什么境况？不过就我来说，是否有点过头？不肯妥协，宁折勿弯，常在不经意间就得罪了人，特别是那些被领导欣赏的卑劣小人。这些“路线觉悟”高的新贵陆续接任了我的领导，他们连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着个人私利，而且还戴着业务专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时听红学家分析林黛玉，说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经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差了，越来越差。真个是，茅厕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缘于我的“路线觉悟”太低了吧，虽多次经历过惨烈的政治运动，却总不接受教训，因而始终成不了“俊杰”。
我无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我说的就是这一个。写这些东西是十分沉重的，我心痛苦，撕开痂皮，依然是鲜血迸流。但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坚信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决不会比肉食者们淡薄！往昔曾轰响过一个声音，说：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过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不是么，今天，也还是需要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上述就是我这个被称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经历。最“幸福”者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开始戴的这顶帽子好沉重呵。陷我于此种万劫不复境地的、就我个人的人格因素来说，是否渊源于北大给我的传统教育？在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下，树立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风霁月之心，坦荡爱国之志”！处于北大当时那样环境中那种氛围下，它们主要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却更见牢固，已然沦肌浃髓了。虽然那传统使我在现实生活中吃足了苦头，但我决不后悔。固一生清贫，然拒绝苟同，且老而弥坚！“来世”是没有的，否则我仍要读北大，相信届时已恢复马寅初老校长所说的“北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