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媒体所见，竟会是人人都是受害者，个个都抵制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这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四人帮”只是一个层次，迫害广大群众的是他们的爪牙的爪牙的爪牙，直到党支部书记之类的第n层次甚至更低。何况“四人帮”之上还有指使者。迫害人的行为受不到批判，一旦有个动静那些人又会勇往直前、力争上游以邀功请赏，因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没有丝毫坏处却好处多多且终身受用，他们永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倒是无官无职的巴金先生写出过忏悔录，此外没有再看到过象样的检讨。很多人只讲自己如何受迫害，从来不提自己怎么迫害人，他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倘用民间“一命抵一命”的准则来判别，杨述之流恐怕有多少条命也不够吧。评说杨述现象已越出本文范畴，且住。
硕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后，我跌入了漆黑深渊。天崩地裂，仿佛置身浑沌，一片惘然。我怎么会反党呢？开始懂事时就读的那个初中，原由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斥资五千大洋兴办于溧阳丘陵山区，后迁入由共产党员捐赠的县城内的校舍时，教学质量已居全县第一。我在近二千考生中以第一名被录取后，由地下共产党员的校长指定为唯一的新生代表，第二年一“解放”即被送去苏州接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南区委的政治培训，回校后1950年即就任学生会主席。高中考的是苏南苏州中学，二年级时学校改名江苏省苏州中学，我是该校当时最大的“学生官”之一（团委宣传委员，团委书记是专职干部），毕业时班上第一，全级没有排名。入大学前，由于功课原因，我一路享有高额奖学金，也因功课好和所谓出身好而当了学生高官。但是，我这个党的孩子却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党分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我该怎么活下去？掏出鲜红火热的心以明心迹！是我那十分坚毅、异常辛劳的小脚妈妈伸开双手把我拉了回来，这才是生我养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亲呵。
中文系同级女生彭令昭（林昭）被戴帽后激愤地说“……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我很惭愧，没有她那么清晰的认识，没有她那么透彻，没有她那么剧烈。对于“阳谋”我也很震惊，那是右派分子的共识吧，深感受骗了。用阴谋手段对待人民大众，尤其是其中“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践踏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重创了明日的国之栋梁，难道这不是民族的自杀行为、国家的自杀行为？但我在那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更多的是在骤然重击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跄跄，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飘飘荡荡，心灵将停泊于何处？也有糊涂，颟顸，跳不出过去圈子的愚笨、驽钝。我的内心已完全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时间非常长，老是乱哄哄、嘈杂杂的。我远不如林昭那样明白、因而那样坚定，更没有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总算，我没有一股脑儿往自己头上扣屎钵子，更没有揭发他人以争取“宽大处理”。因此到1960年9月，科学院政治部主任来物理所为我一人宣布摘帽的前一个星期，我所在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还在全室大会上批判我“死不改悔”。
摘帽后我仍幼稚，自以为进入“人民内部”了，和他人一样了。殊不知我头上还戴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科学院规定，全院所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每年都要下乡劳动一个月，不过我从没有看到过一个共产党员下去劳动过，我则是每年必去的劳动“常委”。对劳动我虽不在意，但精神伤害是存在的。再如，1963年物理所或我们研究室作为全院的试点，对1957年以来入所的大学生进行了一次考试，考的内容是外语加报告。外语任选英语或俄语，我报了二门，英语第一，俄语第三，俄语前二名属留苏归来者；报告的内容，他人大多是实验装置或工作总结，我做的是科研成果报告，而且听取者中有不少其他研究所的人员，自然不会是我去通告的。所内其他研究室的情况我不清楚。这场考试过后，至少和我一起在1958年来所的其他大学生们，都从初级的研究实习员升到了中级的助理研究员，工资也涨了一级（不过是从56到62加了6元），而我仍是研究实习员和56元。等等之类，皆是“摘帽右派”的帽子所赐吧。感谢“三年困难时期”（罪过！），有如后来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所言，物质上匮乏时精神上应宽松些，使得我及其他人还可以做些科研工作。1963年以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又吹得震天响了。
“反面教员”的动辄得咎、受尽凌辱，个中滋味岂常人能理解。虽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后的“摘帽右派”使我也还是个陷于灭顶之灾的贱民，长期的钝刀子宰割对性情中人仍然惨烈。著名诗篇《游子吟》作者、唐时做过溧阳县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诗作中说“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他只是未考取进士（后仍被录取中了进士），我们却是争当平民而不可得。大观园中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何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统治下的摘帽右派。真所谓“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头，科学院虽然比北大宽松，我的日子也一点不好过。
终于降临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过了。由路线觉悟高的新宠们夺得各级权力并稍事休整后，便磨刀霍霍向众生、干起“清理阶级队伍”来了。1968年春，我们研究室已自杀身亡了一位“走资派”——党支书，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访问欧洲时，在英国买过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于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卖国主义，连气门芯也要用洋货！此人早就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一向是满嘴巴的马列主义，现在哪经得起如此委屈，于是从实验室拿了剧毒的氰化钾跑到香山上吊“双保险”自杀死了。虽然此人待我说不上友好，我仍要讲，买根气门芯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钱，没贪污一分出差费，你管得着吗？这位大不了我几岁的中年人，业务水平也确很高，加上其政治条件，如果不死一定会是第一批院士，国家如此糟蹋人才，实在可惜。室里刚死了一位“走资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位先生毕业于著名的中央大学物理系，跪在房间中央由“小将”们左右开弓抽着耳光，就像京剧“三娘教子”那样被当众耍着猴。
前面已经批斗了二个类型的代表，接着该轮到第三个代表——我这个“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经不起进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岂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语“他从东方来，我向西方去”也给我以引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决定之后即写出了不要连累妻室的离婚书，交待了后事——给诸位添麻烦了，不必留骨灰，此时心情倒格外平静了。当时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满布暴戾杀戮之气，防范也十分严密，我必须隐蔽些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招致提前批斗。夜深人静时我把棉被理为长条状挡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发现，先用剃须刀片（孰料断裂了）后用剪刀，在以死抗争的心态下竟一点也不痛。开始时有如听到埋在墙壁里的自来水管中潺潺的流水声，后来就糊涂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挣扎吧，把脚头的棉被蹬下了地，侥幸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厕，发现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医院。事后他们说我的右侧颈总动脉已断裂半厘米、还只剩一边连着点皮，估计是我的头无力下垂后，断裂处又被盖住了，才没有流光血液，真是又一层的侥幸。不过到医院时已测不出血压，血管也瘪了，医生把断裂了的颈总动脉缝了缝，没有输血，药也用得很少。阶级敌人不是人，医院哪能人道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