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带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20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派说话。戚本禹派阎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你都不再接受（阎感觉到，江青显然看出了这件事是别人让他做的），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从这件事以后，阎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江青曾对阎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所以，阎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阎先生说：“惟独1967年我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所以我既没坐过专列，也没坐过专机。”这一年是江青极力往上爬的一年，给人们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小心谨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没有为难过他。客观地说，江青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无论是报告或是发言，绝大多数都亲自拟提纲，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阎长贵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从没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别人告诉阎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阎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对她的这番话摸不着门儿，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受到了一些攻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对阎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前几天，阎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在1975年给阎长贵的结论中，就因这封信而定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处就是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对江青来说，阎长贵这位小字辈也在劫难逃，阎长贵的厄运从此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