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凑巧，当时比阎稍晚些时候和阎共同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录父亲病危，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不敢打搅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同意杨回家看望父亲。杨一星期后回来，阎领他去见江青，江青对阎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从钓鱼台11号楼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暂时关起来。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随身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干什么呢？阎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4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阎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悬一线的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年后，阎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写到：“若问原因？我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阎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阎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的脑子里无时无刻地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儿，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呵，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阎先生保存至今的这本当年林彪赠送的《毛选》，封皮已经翻卷，破得几乎拿不起来了。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先生说：8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被宣布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尽管猜不出他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阎先生，处处予以关照。1975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先生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中学校长，一年后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先生于1979年9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当我问阎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时，他脱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后绝对不能再搞了。但是，为什么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怎样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却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而现在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实在是不应该的。”
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