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凤仙，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北上广深谈农民工，他们是“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而在安徽谈农民工，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民工暮年
我叫仇凤仙，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我关注的是农村社会学和农村流动人口。
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当我们在北上广深谈农民工，他们往往只是被称作“流动人口”或“外来人口”；而在安徽谈农民工问题，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或者是熟悉的邻居。
当我从乡村走出来，而今又回到乡村的时候，当年最早外出流动的农民工们已经开始走入暮年。所以从2015年起，我开始重点关注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生计问题。
通常在学术意义上，第一代农民工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并且在8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的农民群体。这一部分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的经历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程几乎同步，换句话说，他们见证了我们国家社会改革的历史。
谈到第一代农民工，一个关键词就是户籍制度。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出台（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正是这个制度第一次把人口分为城和乡两个管理区域。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之下，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权利。而且这个制度的发展应该说是造成今天城乡分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体制都依附在户籍之上，也就造成了一系列流动人口问题。
1978年后，改革开放开始，农村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土地承包制度。农民从土地上获得了一些释放和自由，有了些许的流动权利。私营企业发展也使得城市有了用工需求，于是农民就有了一定机会和空间进入城市。
当我开始系统关注第一代农民工，首先是和我最熟悉的父亲、兄弟姐妹和邻里聊他们的现状和未来。紧接着我开始在城市里主动寻找第一代农民工，在马路上，在工厂里，在路边的小饭店……只要遇见他们，我就会上去和他们聊一聊。
在反复聊天的过程中，他们有三句话最典型，实质上反映了身处暮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在务工历程中的最大诉求和最大问题：
年纪大了，我往哪里去？
一旦生病，我的将来靠谁？
不能打工了，我将来怎么办？
围绕这三句话，我访谈了200多位农民工，并设计了一套含有70个问题的问卷，发放2500份。在整理质性资料和数据资料的过程中，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和生命过程就像在暗房里洗胶片一样慢慢地清晰起来。
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多集中在46到50岁，占比43.2%。访谈对象里年龄最大的农民工72岁，从事护理工作；还有一位72岁的阿姨在从事小区保洁工作。
他们的务工生命历程非常长，在外务工21年以上的占到了41.2%。
那么第一代农民工当初为什么要出去？像我们的访谈对象周大哥，58岁，家里有6口人，只有5亩田，年年种田，年年欠债，没有任何其他收入，“不出去，真是穷死了”。
他在外面辛辛苦苦地干了三年之后，学会了瓦工活，工资从每天5元、7元、12元涨到了每天30元，比在家里面种地强太多了。1995年农村人口的收入是每月200块钱左右，在外务工的他有约500块钱的收入。
▲数据来源：2010中国统计年鉴
在巨大的经济对比之下，农民工开始大量向外流动，进入城市寻求生计机会，这就形成了1988年的民工潮，百万移民下珠江。
▲民工潮｜图源网络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了城市的管理压力和秩序问题。所以1989年国务院会同民政部、公安部，出台了各项严格限制农民工进城流动的相关政策，严禁农民盲目流动。（相关政策：《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做好进一步控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
因此，外出获得生计支持的门又慢慢地关上，农民收入直线下降。当时的农民工刚刚在外面有了改善自身生活、提升家庭生活质量的希望，又开始变得渺茫。
到了1992年，农民的收入已经很低，增速也非常低，国家为了提升农民收入，又开始把进入城市的门慢慢地打开了一点，“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
农民对生计需求强烈，只要有一丝的光线，有一丝的缝隙，他们就会向外走。这就造成了1993年、1994年连续的农村人口外出流动大潮。
到9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股份制改革带来了大量下岗。为保障下岗和失业工人的再就业，从国家到城市层面又开始关上农民工流入城市的途径，很多地方政府通过了招工只招本市户籍的政策，令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几乎无立足之地，他们只能停留在城市最边缘的市场中最低的工作岗位。
在我的调研过程中，农民工的职业分布也明显体现了这点，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建筑工地，有些建筑工地上有90%都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有的做餐厅服务员、保安、个体户，在工厂里做技术工人的农民工占到18.9%。
在城市的挤压之下，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道路和生计机会非常坎坷。
我在合肥人才市场遇到了62岁的李大哥，他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了。当时他一脸愁苦和落寞。因为他年龄大了，很多企业都不要他，他挤不上去，就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别人。
我问他，现在的工作怎么样，难不难找？他一肚子的苦水，尤其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人老了不值钱”。
现在找工作和年轻时候找工作一样难！我们那个时候出去打工，那不是你说出去就能出去的，你找不到门路，没有人带出去，那你也不敢出去。在城里面找不到活，也没有住的地方，那只能在人家屋檐下，桥洞里面住，自己带被子，有被子盖能将就一下，但熬不了多长时间。找不到活还得贴钱，跑一圈再回来。
——李大哥，62岁
没有工作机会，他们不得不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像一块橡皮泥一样不停地被城市挤压。他们的生计机会断断续续，一旦城市有风吹草动，农民工就马上回家。城市感冒，农民工先吃药。
在30年的流动过程中，城市给他们的除了一身伤病之外，可能没有更多的记忆。
在学术界关注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之前，媒体就开始关注了。2009年，《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了万州矽肺工人的维权之路，他们在维权的路上逐一死去。这篇文章到现在我一直在反复地看。同年，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这些报道都激起了社会对农民工健康问题的极大关注，也冲破了很多人的认知底线。
▲来源：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
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高污染、低收入的“三高一低”工作，他们的健康问题虽然不具有尘肺病人的典型性，但是更具有日常生活的普遍性。
从他们的个体生命历程能够看到“弱势累积”的形成过程。像何大哥今年才55岁，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头发花白、腰半弓着，在家里的小菜地里面，拿着铁耙子在耙拉着地，因为他已经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能干太多体力活。
我是90年代初到广东打工的，在路边扛大包，帮人卸货扛到公司去，一个大包有100多斤，扛一个给10块钱。有次我没准备好，车上人就把大包递给我，我的腰当时就闪了，疼得汗珠都下来了，还是咬牙把大包扛到仓库去了。那个时候哪里有钱去医院看啊，就是抹点药。从那以后腰就使不上劲了。年龄越大，疼得就越厉害，你看我现在腰都直不起来，走路总弓着腰，就是那个时候给压坏的。现在胳膊也疼，不能抬太高，去医院看过一次，说是肌肉劳损，都是干活干的啊。
——何大哥，55岁
扛一个100多斤的大包只给10块钱。为了多挣钱他要尽可能多地扛大包，在工作中扭伤了腰，没有及时治疗。由于一直从事高损耗性的重体力工作，他的胳膊长期疼痛，不能抬太高或提重物。
他去医院看，医生给开的“良方”就是休息，不要干活。但是作为农民工，他有休息的权利吗？没有，只能继续强撑病体干活。
另一位张大哥57岁，他从事的是和尘肺病高度相关的水泥搅拌和搬运工作。
我是96年跟着人去上海浦东干活，一天就10元钱，干的活又重，一个月能挣300元钱就是好的。家里处处都要钱，钱不够花啊。年轻时候仗着身体好，拼命加班，白天活结束后，晚上有活就干，比白天挣钱多些。天天挥着铲子，胳膊都肿了；天天被水泥呛着，咳嗽，也没管。现在就落下这个肺气肿毛病，喘得厉害，右胳膊也不能提重东西。现在我什么也不能干了，一走路就喘得厉害，走几步就要歇歇。
——张大哥，57岁
用他的话说，年轻的时候仗着自己身体好，只要有挣钱的机会绝不放过，白天活干完了，晚上有活继续干。因为晚上算加班，给的钱可能多个三五块，那已经是很好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