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红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名外地到京串联的学生参加大会。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立场鲜明地支持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蒯大富宣读了大会的誓词。
10月中，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二人检查的传单传遍全国。当时笔者在重庆，看到了二人检查的记录传单。陈伯达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在讲话中，尖锐批判了老兵的“血统论”对联，指出它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世袭论。这个讲话影响很大，笔者与新北大“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几个同学当时在重庆大学串联，看到讲话的传单后，马上借钢版刻印、油印，四处散发。
11月初，笔者所在的北大“红旗兵团”的“红梅战斗队”回到北大，11月中时，“红梅”队长徐森被“红旗兵团”任命为动态组组长。徐森当时代表“红旗兵团”去地院“东方红”参加了由朱成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串联会，讨论形势。徐森回校后向战斗队传达了朱成昭的发言。朱分析形势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随着批资反路线的深入发展，中间派迅速分化，大部分人向左派（造反派）靠拢；左派（造反派）迅速壮大，由少数变为多数；右派（保皇派）迅速瓦解，由多数变为少数。左派应乘胜前进，彻底孤立保皇派。11月中至12月的形势，确如朱成昭所分析。
从1966年6月到12月，朱成昭等地院学生反工作，自发成立“东方红公社”，串联各高校造反派成立“首都三司”，批资反路线。可以看出，当年的造反派具有鲜明的反迫害，争自由，要民主的倾向。他们的造反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党的运动，如“土改”、“反右”、“四清”等党的运动。文革的造反运动是体制外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反应了这种情况。朱成昭等学生成立的“东方红”、“首都三司”，有明显的实践“结社自由”的倾向。他们批工作组，四进地质部静坐，更具有明显的争取“言论自由”、争取“监督权力”的倾向。而在10月至12月要求“销毁黑材料”的斗争，更是体现了反迫害、要人权的公民运动的特点。
三、销毁“黑材料”，反迫害
从1966年10月至12月，在地院以至全国，曾发生过一场以销毁工作组“黑材料”为重点的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是从6、7月开始的北京及全国各高校反工作组斗争的延续。从10月以后，这一斗争是伴随着批资反路线展开。全国各地工作组在50多天里，不但在运动初期把许多学生、教师打成了右派、反党分子，而且为着准备在文革后期大规模反右，划右派，许多工作队对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进行了左、中、右排队，对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右派言论做了记录，对反工作组的人拉出了名单，还有告密信、个人检查等等污点材料。工作组撤走后，有些工作组对这些材料没有销毁，而是转移到了派出工作组的“老家”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党委的有关档案部门保存。反工作组的群众普遍称其为整人用的“黑材料”，对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后算帐”，也害怕塞进档案里跟着自己走一辈子，因而坚决要求销毁。
十七年来，用履历、出身登记表、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检举信、污点记录等个人档案、“黑材料”来控制人，整治人，搞内控，区别使用，这本来就是各级党委惯常的政治管理手段，人们对此早己深恶痛绝。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一“紧急指示”对动员群众掀起销毁“黑材料”的反迫害斗争起了极大作用。“紧急指示”指出：“凡是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也可以当众销毁。”
笔者记得中央军委的这个“紧急指示”，当时在各处张贴，无论笔者走到那里，包括在外地大串联，处处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转抄的大字报。人民群众热烈拥护销毁整人的黑材料。一时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众在批资反路线的同时，追讨、销毁“黑材料”的风潮。但许多中央部委、省市委不肯交出、销毁“材料”，引起矛盾激化。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在与领导谈判失败后，举行了示威请愿，静坐抗议，甚至占领政府机关办公室，搜查、抢夺“黑材料”，甚至为此发生武斗。12月在杭州，由于浙江省委把工作组的“黑材料”藏到了省军区，“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与“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联合行动，发动上千人两次冲击省军区大院。震惊中央，轰动全国。在北京，地院、清华、北外、矿院、农大、北航、广播学院都曾发生造反派冲击有关的中央部委，要求交出、销毁“黑材料”的群体性事件。周恩来于10月22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对地质学院的群众代表说，地质部工作组在地院“搞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指示尽快销毁。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师生赴京告状代表时说“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群众性的烧“黑材料”，反迫害的斗争持续至1966年年底。
当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众追查、销毁“黑材料”的群众性斗争，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毛的司令部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望。群众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那是当时的普遍心理与情绪。当时流传一个歌谣：“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许多地方贴着这个标语，反映了造反派受压后，得到中央支持而奋起反抗的感情。
这一群众性反迫害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从6、7月反工作组开始），10月5日公布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后，在10、11、12月达到高潮。这一反迫害的群众运动由于得到中央的坚决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人权运动。它的鲜明特点是：反迫害，反专制，争自由，争人权。笔者认为这一反迫害的群众性大规模行动，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这是人民群众在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萌芽。而群众反迫害的斗争能取得重大成果，因为这一社会运动与毛泽东炮打刘邓司令的部署吻合一致，与毛泽东要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打倒政敌的战略相吻合，因此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对人民而言，这是难得历史机遇，或曰“机会”，朱成昭等地院同学抓住了机会，发起争取自身权力的公民运动，走到了时代潮流的前端。但人民所争得的成果没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材料”销毁了，不等于就没办法“秋后算账”了。过了三年，到了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很多账就开始清算了。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矛头向下查群众，查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没有严格标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许多属于受“怀疑一切”极左思潮影响犯错的青年，应属于思想教育的对象，却被打成反革命。全国清查了300多万五一六分子，大搞逼供信，有许多人自杀。仅四川在1970年前8个月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就有3887起自杀，死亡3331人。（据东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受害者》2016·1·25《中国禁闻网》）地院清查516，自杀的就有李思田老师、李明哲老师、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李贵老师跳楼摔断了腿（据《王大宾回忆录》178页）。地院清查516的最后结果是：没有一个516！全国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中头号的第一大冤案。（注：以上追查“黑材料”群众运动的资料，择要摘引自王复兴：《抢救记忆》第四章第5节。）
四、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朱成昭按照周恩来、江青、戚本禹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朱成昭前后派了三批人去四川成都揪彭。第一批人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966年12月15日到成都，找到三线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王大来等人与彭进行了长谈。彭坦诚地谈了大跃进中的问题，谈了自己在庐山上所提意见。结果王大来等人被彭感化，对彭产生了同情，认为彭案是冤案，不应揪彭。地院第一次抓彭失败。于是朱成昭又派第二批人、二把手王大宾等去成都揪彭。王大宾12月18日到成都，见到第一批抓彭的王大来等人，听了王大来详细汇报与彭的谈话，而后王大宾也与彭进行了长谈。结果王大宾完全认同了王大来的看法，认为不应揪彭，应向中央反映意见。于是王大来马上回京向朱成昭汇报。朱此时也开始同情彭，派杨雨中去中央文革汇报意见，并上交给中央文革地院学生与彭交谈的长篇记录稿。企图说服中央文革，结果遭到戚本禹严厉批评。中央文革立刻换马，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揪彭回京。这时朱成昭急了，又派第三批人胡乐成等100多人赴成都揪彭。此时北航红旗已从三线指挥部于半夜把彭偷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众又抢回了彭德怀，双方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在成都的首次天、地两派武斗。（天、地派也并不是由此而分裂、产生。其实，王大宾、韩爱晶虽一个是地，一个在天，但都否认有天、地两派。揪彭事件也并没造成两家分裂。）
12月27日地院100多人与成都军区共同乘34次列车火车护送彭帅抵京。在西直门火车站，朱成昭拒绝执行戚本禹所传达的周总理指示，拒把彭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坚持要把彭带回地质学院。谁也拧不过他。（朱显然有想法，他可能想先把手下王大来、王大宾的意见弄明白，又或许想与彭帅详谈，深入了解彭案是非。）朱把彭接到地院已是晚上11点。朱还没来得及与彭聊天，凌晨三点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副司令李钟奇、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地院传达周恩来指示，把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彭被卫戍区带走。但朱成昭扣留了彭德怀随身携带一小箱机密材料，内有他的庐山“意见书”、有他后来写给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朱成昭详细阅读了彭的资料，还让人全部抄写了一套，在“东方红”核心圈内传阅。几天后，朱才把彭的材料上交中央文革。1967年1月4日，朱成昭对王大宾讲：“对老头子的看法，你是对的。”“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1967年7月26日，北航与地院在北航大操场，举行了联合批斗彭德怀大会。以北航为主，在北航召开，地院很低调。实际上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等人对斗彭很抵触，但不得不应付。此时朱成昭已离开核心组，脱离了运动。
当时像朱成昭、王大宾这样看待彭德怀的，在地院“东方红”不是一、二个人，而是有一批师生，如：王大来、钱新、陈保堂、杨文远、郑文卿等等。他们与彭帅接触、交谈后，根据自己在1958、1959年的亲身经历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亲身感受，又看了彭的“申诉书”，认为彭在庐山讲的是实话，是正确的，把彭打成反党分子是冤案。这便说明了几个问题：1，“造反派”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他们并不盲从，而长于独立思考；2，他们并不“唯上”，而较“唯实”，对“非实”事物，敢于大胆怀疑并反对；3，文革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毛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毛的这个说词早在文革初期就传开了。朱成昭等人通过独立思考，认为揪彭、批彭是错的，这便势必发展到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质疑。4，地院“东方红”前后两次反对从成都揪彭回京，顶撞了中央文革，抗命，被中央文革批评：“立场动摇”，“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朱成昭们心里不服，于是对中央文革开始怀疑、反对。就在揪彭回京不久，朱紧跟着于1967年l月开始，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两件事在时间上紧紧相扣，这绝非偶然。5，地院“东方红”揪彭的经过是对“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论之否定。如果是“奉旨”行事，便不会对揪彭两次抗命。地院“东方红”当初反工作组，也并不是“奉旨造反”，而是不甘压迫而造反。内在的动力是造反的原因。（以上地院“东方红”成都三次揪彭史料，择要摘引自《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五、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1967年元旦刚过，朱成昭召开了一个分析文革形势的内部讨论会。这是一次重要的“黑会”。朱成昭在这个会上谈了他对运动的看法。他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没有不透风的墙，1月20日左右，朱成昭在“东方红”内部会议的讲话被传了出去。“丛中笑”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揭发总部朱成昭有攻击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这张大字报很快引起“东方红”内部一些人对朱的声讨，“东方红”内部乱了起来。同时，有人向中央文革递交了材料，报告了朱成昭的思想、言论。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传达陈伯达给朱成昭个人的一封信。王广宇向朱成昭单个人念了这封短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变成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陈伯达的这封信本是不用传达、不用公开的。但朱成昭自己却把信公布了。这就公开了朱成昭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了朱对中央文革的意见。于是地院马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批朱炮打中央文革。朱闹出这么大动静，“造反派”竟然反戈一击，炮打中央文革，此举震动了京城和全国。
朱成昭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戚本禹多次要朱成昭“闭门思过”，想让他做个检查过关，“检讨归队”。但朱就是不听劝告，死扛着不作检查。1月24日，朱进一步行动，召集叶向真、王大宾、蒋良朴、杨雨中、杜金山、梅建明、张九九（最高检检察长张鼎臣女儿）等人到梅建明家开会。朱在会上分析文革形势，说：中央文革打倒人太多了，打击面太宽。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许多管生产的干部都弄出来批斗或打倒靠边站，谁抓生产？联动的人都是些中学生干了些坏事，但对这些小孩还是个教育问题，怎么都给抓起来、关起来了？朱又说，现在军委与中央文革有明显矛盾，中央军委是抵制中央文革这条路线的。朱说，我们要站在军委一边。要是不解决好打倒老干部过多过宽的问题，文革就可能最终要失败。而文革的失败，也是关系到我们造反派的大事。在这次会上，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帅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梅建明说，“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
此段时间，朱想向中央文革汇报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多次联系中央文革要求接见反映情况，但中央文革总是回复，没时间，等有时间再谈。朱等得烦了，对友人说“中央文革实在不愿意听我们意见，我看就要写大字报了。”
1967年2月初，“东方红”整风小组要求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作出检查和交待。朱决定借整风之名，将观点全盘端出，让群众评判。2月4日晚，朱成昭在大饭厅召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这是个假检查，真炮打。这个会有三万多人参加。据王大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人对朱的检查录了音，并保存至今。朱借检查之名，公开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系统地批判中央文革，影响了众多对文革抱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办事人员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的检查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笔者认为：朱的这个检查，要害是4、5、6三条，说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打击面太宽，太左。即表示中央文革推行了一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便击中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要害之处，既使今天看来，朱在1967年2月便能有此洞见，实为难能可贵。第3条，批评中央文革“运动群众”，恰恰说明“造反派”反对“奉旨造反”，信奉“自己解放自己”。第7条说自己要站在中央军委一边，说明朱已从叶向真那里了解到中央几位老帅、副总理的二月抗争，并选择站在“二月逆流”派一边，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绝不能容忍的。
3月初，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朱成昭离开了“东方红”核心组，被命令“闭门思过”，王大宾成为“东方红”一把手。中央文革指示：地院“东方红”这面红旗不能倒。
此后，朱成昭被隔离居住，但一直拒作检查。1967年7月时，他和叶向真南下广州游玩，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令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广州抓回北京。而后朱、叶被隔离审查，再后来二人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这一专案当时被宣布为“叶朱反革命集团案”。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林矛盾日益突出，叶剑英再次获毛泽东信用，年底叶向真被释放回家。一年后，叶向真转行学医，先后在首都医院和301医院做了七年医务工作。1978年重回文艺界，以“凌子”的艺名导演了电影《原野》，反响热烈。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朱成昭的命运则与叶向真大不相同。朱成昭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从监狱放出来，受连累的蒋良朴、颜宽同学同时从监狱放了出来。但朱成昭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初随商业大潮到上海下海经商，一度做得规模很大，后因种种原因失败。而后归隐山林，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牌林监村潜心研究文革史，1998年9月25日因心梗猝然去世。年仅57岁。据说朱去世前，写过不少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睹他的遗作，这要等待他的同学、好友、亲人作努力了。
1980年朱被平反后，据说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与活着的朱成昭，同时树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在全国宣传。朱成昭这个典型因叶剑英反对而被取消。宣传朱成昭难免会牵址到叶向真……
对于朱、叶的不同命运，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曾感叹：“想起孔丹的话：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老红卫兵，自认和朱成昭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具有本质的区别’。你就可以理解，同为‘叶朱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叶向真、朱成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生命运与结局！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结束语
朱成昭是那一代文革“老五届”大学生中，从反抗专制压迫，到迷枉、彷徨，再走向觉醒的杰出典型。他是走向觉醒的先知先觉者。
但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朱成昭，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一是，他当时不曾像张志新那样，穷追到底，追踪文革错误路线至其罪魁祸首，这与那一代青年沉浸在“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迷雾中有关。朱成昭批判文革远不如张志新彻底。二是，他过于同情“联动”。虽然他批评中央文革不教而诛，把小孩子关进监狱，这是破坏法制。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说什么“四三、四四派都不能掌权，应由老红兵（指联动）掌权。”说明他仅是从路线上批判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过左，是太具破坏性。而认识不到四三派与联动争论的核心是：人应按血统分为高低贵贱？还是人人生而平等？四三派反对的是权贵的特权。朱认不清“联动”的实质，因此他也就更不可能去否定一党专制下的权贵特权制度。这方面，他受叶向真的影响应很大。他当时不可能达到普世价值的高度。
朱成昭的经历启发人们，文革史中有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文革中的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聂元梓身上。聂于1967年2月后，对文革发生怀疑，证据即她于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自己辞去校文革主任之职。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战斗队联席会议上，她的提议被群众否决；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上，她的提议被常委会否决；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她的提议又被否决，并遭到江青严厉批评。她被毛泽东树为文革的一面红旗，却想撂挑子不干了！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考虑，她是怎么想的？
聂元梓的儿子大胖于2018年4月25日对笔者的长谈中，对此有深入披露。大胖说；“1967年夏季，我妈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带我去杨惠文家（聂与杨惠文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妈和杨惠文、白介夫（杨的爱人、老干部、北京市革委会成员）三人议论时局，观点一致。三人共同认为：当前是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左倾错误，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风还厉害，还左。我听了大人的议论，万分震惊！（大胖当年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大胖还说：“我妈说，准备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杨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干，会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绝对不行！但你可以想办法退出运动。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辞职不干可以试试。’”于是聂没有像朱成昭那样跳出来，而是采取了争取退出运动的较为安全的策略。
聂元梓、朱成昭，他们二人都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在文革第一波浪潮过去之后，于1967年上半年，便会对叛逆发生叛逆？对造反进行造反？会不约而同地怀疑文革、反对文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文革中造反派的异化现象。
2018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