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有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地院的王大宾。许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朱成昭这个名字。但“老五届”的文革亲历者们都还记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初创时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专院校早期造反派红卫兵的著名领袖。
朱成昭过早地退出了文革运动，原因是：他早在1967年1月，便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为此，1967年2月起，朱便被中央文革勒令“闭门思过”，从而退出了运动，退出了对地院“东方红”的领导，而后由王大宾担任了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头头、与朱过从甚密。）南下广州游玩时，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在广州抓获，并带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叶被公安部正式拘留，朱、叶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朱成昭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做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而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下令释放，先去解放军301医院学医，成为军医。后又重回戏剧界，曾以“凌子”的艺名导演电影《原野》，声名远扬。她于1972年被释放后，便对朱成昭的朋友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与朱往来。而朱在长达十几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写过许多动人的情信、情诗。这大概是一位高干女儿、贵族“千金”与一位普通干部子弟之间，因门不当、户不对，在红色中国不可能天长地久的悲剧之一。
朱成昭于1980年6月获正式平反。当时中组部准备在全国树两个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一个是死去的张志新，再一个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朱这个典型因叶剑英的反对而被勾掉。理由是树活着的典型不好。人们心里清楚：朱、叶二人在文革初期的关系；叶向真以及其父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取向，对当局而言，是应尽量淡化，少曝光为好。
（以上朱成昭自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的经历，择要摘引自宋永毅：《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载于2003年《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00期，zk0312b。）
下面，让我们回顾：朱成昭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为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又怎样从一个造反派变成“反革命”的？
一、反工作组，争自由
朱成昭，1941年出生，安徽人，父亲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朱成昭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的高中，在学校是团干部。高中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调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参加了一个科研项目，并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后于1962年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以“调干生”名义入校。入校后曾和许多同学一起两次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6月文革爆发时，朱是地院四年级学生。由于以上经历，朱比地院同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阅历丰富一些，本人长于独立思考，想问题较深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在1966年6月1日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领导文革运动，派了大批工作组到北京各高校和中学。6月8日，国务院地质部派出以副部长邹家尤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取代了地院党委，领导地院文革。工作队是按中共中央刘、邓的指示，以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为指导思想来领导运动的。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针对工作组的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57年反右的“战绩”，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引自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238页）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刊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687期，2012年7月10日）按当时有100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际上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运动初期，工作组己超额完成了1%定额指标。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刘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1957年。但出人意料的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下，完全与1957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地院工作队进校后，首先抛出了地院党委书记高元贵，指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全校进行批判。而地院大部分师生认为高书记是好干部。同时，工作队矛头向下，批斗了许多一般干部、教师。工作队的作法，引起许多干部、教师、学生的不满。
6月20日，地院在校园内爆发了反工作队的游行。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学生带领下，到了工作队的办公楼下，要和邹家尤辩论，后被保工作队的群众和工人解了围。
6月22日，副总理薄一波针对“6·20事件”作出批示：“……如果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其意反工作队即反党。
6月23日，由原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牵头、有王大宾等47名师生签名的大字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贴出，该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在学校引起极大反响。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工作队的围剿、打击。参与这张大字报的干部、教师、学生成了各系、各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并被工作队内定为右派。
6月25日下午，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簿一波的批示，围剿反工作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工作队关闭了学校两个大门，没有工作队放行条任何人不能自行离校，限制师生的行动自由。凡参加了6·20游行和贴了反工作组大字报的师生，都要逐个挨批，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等待处理。李贵、王大来等十三名干部被拉到全院大会批斗。王大宾在探工系成了批斗重点。地院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7月25日、26日两天，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北大，夜晚在五四操场举行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会由江青主持。江青、陈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支持了批评张承先工作组的师生，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消息很快（26日晚）就传到了地院。
7月27日，地院的王大宾、蔡新平、周永璋、伏庆是、殷维候、杜金山、庄一龙七人翻越学校西面围墙，逃离地院，到北大找聂元梓取经。七人见到聂元梓。聂介绍了北大25、26日大会情况，表示支持地院师生批评工作组的行动。
七人回到地院，大家商量决定马上写个大字报，由殷维候执笔，题目是《走访北大的声明》，七人签名后贴到北五楼底大门外墙上，马上引起轰动，观者云集。大字报透露，从聂元梓那里得到信息，95%工作组犯了错误，工作组可以批判。受到工作队打压的师生受到极大鼓舞。
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代表大会，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13日，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向地院师生作了一个小时检查后，带领200多人的工作队撤离了地院。邹在检查中，并没有否定工作队的方向与路线，也没有肯定师生对工作队的批评，没作任何道歉。工作队撤走前，组成了以保工作队的师生为骨干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组建了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工作队撤走了，留下的是保、反工作队两派师生的对立与争论。
工作队撤走前夕，水文系学生朱成昭，带领51621班郑文卿等同学，组成了地院第一个造反派战斗队“爆破战斗队”，张贴大标语，要彻底批判工作队在地院打击一大片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不能让邹家尤、工作队一走了之。朱成昭的意见立即得到地院造反派师生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8月8日，各系各班造反派师生代表开会，组建了全校性的“东方红战斗大队”，朱成昭为总勤务员、一把手，核心组有王大宾。
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时期，朱成昭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对工作队提了些意见，结果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学生”（有问题的右派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内定将来要“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一位副队长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观点一致的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了梁山，8月8日成立了全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大队”。紧跟着于8月17日进一步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全校造反派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有上千人，核心组有：朱成昭、王大宾、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明、蒋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王大宾为二把手。“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笔者经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他们炮轰走资派的大标语。很快，地院“东方红”的名号传遍全市、全国，成为著名的造反派，影响很大。由于“东方红”反对中学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很快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地院“东方红”牵头，串联了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十六个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与保守派为主的一司、二司相对立，成为全国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据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说，“首都三司”从未设立过“司令”一职，朱成昭是实际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受压，周恩来、中央文革都希望地院“东方红”能支持蒯大富，朱曾派一支“东方红”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造反派队伍。朱后来又请蒯大富担任“三司”的副手。“首都三司”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中，起了重大的领头作用，威名赫赫，在群众中有极高声望。
二、四进地质部，争人权
1966年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上千人一进地质部，游行至北京西城阜城门内地质部大楼，开进大院静坐示威。行动总指挥是朱成昭，副总指挥蒋良朴、杨雨中。静坐二小时，要求地质部领导：令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回地院作深刻检查；工作队向地院师生道歉；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突然发生由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闯入地质部大院，对地院师生声讨、谩骂，高呼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由于地院师生的克制，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至24日凌晨四点左右，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到地质部，传达中央指示：
1、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8月24日，地院“东方红”撤回了地院，当晚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东方红”与保工作组的“斗批改兵团”展开辩论。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到会，听取意见。“东方红”贾振远、蔡新平等上台发言，激烈批评工作队压制、打击群众，开展反干扰、抓游鱼的方向、路线错误。“东方红”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在中央文革代表到场的情况下，陶鲁茄表态支持了“东方红”。大会后，保守派“斗批改兵团”一蹶不振，日渐式微，名存实亡。
1966年9月5日，地院“东方红”上千名群众，二进地质部静坐。总指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中协助。“东方红”要求：地质部交出邹家尤，回地院接受群众揭、批、斗；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晚上九时，“西纠”的头头孔丹带领“老兵”，再次赶到大院进行压制。“西纠”用地质部广播台攻击“东方红”，用纠察队把“东方红”包围在楼下院内，限制行动。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西纠”司令孔丹母亲、时任国务院秘书）第二天打电话给儿子，要他们撤退，“西纠”这才撤走。
地院“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当年很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当年“造反派”与“保守派”（群众称其为“保皇派”）矛盾背后的社会意义。“西纠”司令孔丹在“东方红进驻地质部事件”47年之后，在其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2013年6月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对此事件回忆说：“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孔还说，“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王大宾回忆说，那天薄熙来也参加了“西纠”的行动。
事过49年之后，在《王大宾回忆录》第35页，王大宾对此事件评论道：
孔丹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是的，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人，对被“老干部”仅因其对工作队持批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造反派应是完全不同类的人，他们始终是无法理解、同情我们这些“右派”的处境的，还竟敢起来向“老干部”争取自己的人权，为自己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在他们眼中也是不行的。
王大宾以上评论很精彩。他点出了当年造反派争的是什么？是：人权！“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具有反抗专治统治的性质。而“西纠”当年出于保爹保妈的垄断利益，打压造反派确是权贵子弟的天然反应。
二进地质部坚持了十三天，而后“东方红”核心组听取了肖力的意见，于19日撤回了地院。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当时常去地院调查并支持“东方红”。
10月8日、10月27日，地院“东方红”又三进、四进地质部，揭批何长工、邹家尤执行的资反路线。
此处笔者对文革“造反派”的概念要有所澄清。文革期间对造反派的流行概念，是特指从1966年7月反工作组至当年10月，再至1967年1、2月批刘邓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于66年8月兴起的高干子弟为主的中学老红卫兵，他们扫四旧，进而搞恐怖的红八月，在首都打死1772名“黑六类”，后来发展成“联动”，他们从来不自诩为“造反派”，反而被群众称为“保皇派”。1968年8月开始进驻大专院校的工宣队，更不是什么造反派，工人们自认为是“领导阶级”，他们反而在“肃清516分子”的运动中是镇压造反派的。造反派普遍于1967年2月以后分裂，分裂成新的两大派，大打内战，争权夺利，争占山头，武斗，此时的造反派已经变质，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内斗派”、“山头宗派”、充满“派性”的“武斗派”。海内外文革史的研究者们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很混乱。笔者记得，在2016年6月于美国落杉矶举办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清华教授秦晖就曾即席发言，认为研究文革史，十分必要把“造反派”存在的时间概念搞清楚。我同秦晖的意见一致。
到1966年10月，“保”与“反”资反路线的斗争进入决战阶段。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馆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总理到场讲话。周在讲话中说；“工作组在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支援一些人压制、监视、打击、围攻、斗争另一些人，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戴在学生头上的‘反革命’、‘右倾’等帽子应该统统取消。”“地质学院的少数派是革命的，应给以支持。”
10月1日，林彪发表国庆讲话，号召批判“反对革命的反动路线”。
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作组路线的批判，上纲越来越高。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使路线斗争大大升温、升级。十三期社论后，全国掀起了批资反路线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