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1年9月30日中午，我们走进厨房正准备吃午饭，负责做饭的知青Z说，今天上午邮递员来了，案板上有几封信。我们立即一拥而上，太好了！其中有我的一封。
我一看信封，是我小妹写来的。打开信，我惊呆了：“原来林彪是个大野心家，他想害毛主席，没害成，自己坐飞机摔死了。”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把这句话重看一遍...突然D拍了我一下，瞪着惊讶的眼睛问：“你说什么？林彪害毛主席？”我才意识到，我看第二遍时竟然边看边把这句话读了出来！结果，一屋子里的十来个知青都听见了！我脑子里轰的一声，赶紧捂住了嘴巴，但显然，已经无济于事了。
我本想央求大家：“这是我小妹妹给我写的信，不是我家长写来的，不信你们看这信封，她道听途说，她还不到16岁，她不懂事，你们千万别信，更别往外传…”然而，我只是心砰砰砰跳地楞了几秒钟，什么也没说出口。
我顾不得吃饭了，把信拿回隔壁我住的知青宿舍仔细阅读。小妹并未详细写明林彪到底怎么害的毛主席，怎么坐飞机摔死的，但她在信后面写道：“你们那儿的贫下中农真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林彪是奸臣了。”那是我下乡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期间，一天，妈妈拿着登有一篇什么文章的《人民日报》对我说：你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一定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严格要求自己...经过了一段农村插队生活的我早已对她这样的说教不耐烦了，我打断她，说：“您一点儿不了解底层的情况，就知道听报纸的。什么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您知道贫下中农有多落后、多反动吗？他们说，光看长相，林彪就是个奸臣，就会给毛主席拍马屁。”“真的吗？贫下中农会说这种话？”“当然是真的！”没想到这些话被当时还不足14岁的小妹听到耳朵里去了，如今妈妈已经去了五七干校，爸爸在牛棚里。不知留在北京的她从什么人那儿听来的这个小道消息，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写给我了。
我看完信返回厨房吃饭时，才发现大家并未怀疑这消息的真实性，听得出来，议论中他们当然都十分震惊，但更多的是兴奋。
过了几天，大概是十月十来号，我去察素齐，不记得当时去干什么了。反正自从一年前轴承厂从我旗各公社知青中招了一大批工人，我每次去察素齐，都会去那里会会同学，聊聊天。
这次在轴承厂的工人宿舍里，L说：“北京肯定出大事了。二战时，德军快攻入莫斯科了，斯大林都没取消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红场阅兵，可是这次咱们的国庆游行却改成游园了。”ZH说：“听说一个刺客都冲到毛主席跟前了，但被毛主席的威严震慑住了，结果开枪把自己打死了。”我心里踏实点儿了，觉得小妹信里写的不是空穴来风。
又过了些天的一个早上，我在村小学唯一的教室里正要给复式班的学生们上课，突然看见窗外前一天晚上刚从旗里开过重要会议回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H朝我们小学教室隔壁的大队部走来，我灵机一动，就带领学生们使劲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我分明看见H脸上露出了讥讽的微笑。
记得大概是十二月了，我们终于接到通知：当天下午，全体社员，除了地富反坏右，去邻村雨什格气听传达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中央文件（因我村村小人少）。没想到对各种会议一向不感兴趣的老乡们个个早早吃了午饭兴致勃勃地结伴向两里地外的雨什格气走去。听传达时，连那些大姑娘小媳妇都竖着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
后来，有人怀疑中央下发的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即《五七一工程纪要》和那封毛给江青的信的真实性，但在我们看来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被钦定并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真的“远走高飞”，跟毛分崩离析了，“神”不再神了。
二、
下乡插队后，我们跨越了城乡、脑体和地域的巨大差异，落到社会最底层，看到并切身体验到了最真实的、极度贫穷落后的、近乎原始的农村生活，了解到了农村“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亲耳聆听了贫下中农对大跃进时吃不饱肚子的血泪控诉和对集体化前日子的怀念，越来越感受到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阻碍和对生产发展的制约。联想到下乡前我们在北京对刘少奇、彭德怀乃至邓子恢等的批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的意见和贫下中农的意愿是一致的，那么，广大农民群众也和他们一样犯了罪错吗？
我们原以为，中国农村只要尽可能快地从生产小队经济核算过渡到生产大队、再过渡到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直至最终全国农村也都像城市一样实现全民所有制，就可以很快消灭城乡差别了，这是一条多么美好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啊。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农民们“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他们热爱劳动的本分似乎只体现在自留地里，结果各家自留地里的庄稼长势和生产队里的形成鲜明对照，亩产量也比生产队的高出好几成。为什么贫下中农不热爱集体，不愿意走集体化的道路呢？这是简单地用农民“自私愚昧落后”解释得通的吗？
我们原以为，农民打下的粮食是留下自己的口粮和种子后，再自愿把余粮卖给国家。下乡后我们才知道每年夏、秋收前，公社都会派干部下到生产队来巡视庄稼的长势并对亩产量进行评估，秋收后粮食要达到一定的产量，农民必须按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把自己赖以生存的粮食首先给国家上交公粮，然后卖掉余粮，剩下才是自己的口粮。而且分粮是有严格规定的，分的粮食和工分值要经过小队报到大队，大队再报到公社，批准之后才能分。为了满足国家巨大的粮食需求，每年各级政府部门用尽各种手段超额完成征购任务，而对农民征购的越多，官员们的功劳就越大，农民的口粮就越少。结果在缺油少肉，没有什么副食和蔬菜原本是粮食出产地的农村，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的农民却老是饿肚子，我们觉得这实在不公平。农民连肚子都吃不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哪儿呢？还怎么发展呢？
在学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问题上我们也产生了疑问：我们那里一马平川，非常适合农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可是队里穷得什么机械都没有，生产工具只靠人力、牛、犁，和原始社会没什么区别，这样怎么产生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呢？我们经过思索，自作聪明地以为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型农民即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就按毛“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教导，给他们读过几次“人民公社好”和学大寨的文章，尽管他们明显地毫无兴趣甚至反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被贫下中农和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农民无时无刻不脚踏实地苦熬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是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主体，最了解自己的需求，任何虚无缥缈的理想和幻觉与他们根本不搭界。
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必须未雨绸缪、必须不违农时、必须精耕细作、精打细算，费心费时、费工费力，必须实打实。农业生产还充满不确定性，因为秋收时只要一场暴雨或冰雹就会颗粒无收、前功尽弃。因此农业生产不能想当然，不能胡来，不能“豪赌”，不能孤注一掷，不可一掷千金，不会一本万利，必须顺应老天爷，必须充满忧患意识，不可操之过急。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刚刚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最适合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也正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
贫下中农对我们说，他们更愿意土地归各家所有，各干各的，各吃各的，而不愿意连牲畜、农具都成了集体的，不愿意任何事，连种什么、吃什么、吃多少、生儿育女、婚嫁丧葬、居住迁徙等等统统都不能自己做主。他们并不一味反对互助合作，实际上需要时农户之间是有自发性的搭帮生产和互相接济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自古以来的传统的单干方式如今却成了资本主义。
他们说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没有责任心，不能因才施用，不能奖勤罚懒，出不了活儿。他们说只有包产到户干起活来才能有积极性，只要包产到户，他们就一定不会饿肚子。上面如果真为了农民好，就应该给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力，愿意结社就结社，不愿结社就允许他们单干。等贫富的理想固然不错，但农村的事儿首先应该建立在平等公正自愿互利的基础之上。农村的发展必须奉行公平适度的原则、必须尊重农民意愿、不可走极端的革命路线。
我们觉得他们说的符合实际情况，有道理，但与毛的集体化思想背道而驰，便带着困惑重温了新中国二十年来的历史，结合农村实际，用自己的头脑思索，试图找到答案：
在土改尚未彻底完成的1953年，毛在论述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说，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可是仅仅过了三年，他就因担心“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会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分得土地后的农民会马上贫富分化，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户强行组成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并同时宣布“我国已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过渡时期已经结束，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了。
又仅仅两年后，便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迅速在全国农村建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强行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大搞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平均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
毛没有顾及农村实际，不尊重经济规律，不体谅广大农民的感受，急于超英赶美，急于“敢叫日月换新天”，急于“风景这边独好”，迫不及待地以“一大二公”消灭了“小生产”，从而改变了生产关系。一方面，他以集体化的名义剥夺了农民的一切，农民的手脚被捆得越来越死，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另一方面，他不断地给农民戴上“同盟者”、“主力军”、“民主革命的动力”、“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等一个个高帽子以证实自己。
大跃进失败后，又通过四清运动在农村大搞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通过学大寨运动限制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天也不放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毋庸置疑，农村制度和政策的优略与否，取决于是否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而农民的私有财产和经济命脉一旦被牢牢控制住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必然受到沉重的打击。实践证明，农村的集体化是低效的，然而通过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功地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这种剥夺，只能通过集体化才更易施行。
毛将全国的一切权力和资源都垄断在自己手里，一句话就推翻了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不经调研和论证、不经人大审核就搞大炼钢铁、大跃进，而随着他能支配的资源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危害也就越来越大。后来，他又不经人大、中央讨论批准就擅自以他夫人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最高权力机构大搞文化大革命。
毛对农民不情愿集体化应该是清楚的，否则他为什么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呢？可是为什么毛，这位农民的儿子如此对待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呢？在解放了的新中国为什么亿万农民不能选择自己的活法呢？为什么他们长期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无权过问，一直逆来顺受，一向被代表，始终无从发声呢？难道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违背农民意愿、强迫他们集体化、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无情地盘剥他们、还人为地制造中国独有的二元户籍制，使他们成为二等贱民，别说迁徙的自由，连饿肚子时出村讨饭的自由都没有吗？既然搞社会主义要缩小贫富差距，为什么不在工农、城乡之间搞搞平均主义，却弄得九天九地之别呢？毛的天下本是靠农民打下来的，为什么农民却这样倍受歧视、待遇如此不公呢？
渐渐地，我们从开始的同情农民到为他们打抱不平，直至体验到我们知青和农民是利益共同体，我们跟贫下中农相结合，意味着我们和他们一样贫穷，一样没有自由，一样毫无地位，一样被排斥在体制外，尽管我们深知知青的身份毕竟和农民的大为不同。随着与贫下中农感情的日益加深，我们终于学会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并对中国农村有了自己粗浅的观察、思考和疑问。
大约1969年秋，1965年即自愿去内蒙临河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木生在1968年写就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油印件秘密传到我们那里，他说经过他们那里的试验，包产到户使粮食大幅度增了产；他通过大量引述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的争论，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批判，并影射了中国的农村体制，同时质疑了学大寨运动。尽管他的观点遭到一些知青的激烈反对和严词批判，使我们感到了些许的恐惧和困惑，但我们与之产生的共鸣并引发的进一步思考却是主要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成了助推器，促使我们进一步摆脱了毛思想的束缚，对集权体制进行了反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自视对农村有了些经历和初步了解的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知青一代的不幸只是全民悲剧的一小部分，我们和亿万农民乃至全体国民一起都是毛专制体制和乌托邦的牺牲品。至此，我们初步完成了对毛的否定认知。
2013-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