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我骨子里觉得这就是偶像，得行侠仗义，得见义勇为。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初中。这时候，刚好我姐姐也考上师范学校了。家里太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初一上学期刚上完，我就辍学了，把上学的机会给了姐姐。
13岁那年，机缘巧合，我进了河南登封少林寺。
在少林寺，我学了散打，觉得自己离当英雄的梦想近了一步。那之后，我又去当了侦察兵。可直到2003年退伍，也没成英雄。在广东，我当过保安，也在几家跆拳道馆当过教练，我参与过一些社会上组织的义务反扒、反传销，看着那些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但还是没人觉得我是英雄。
关注打拐是2007年。当时我路过广州体育中心门口，看到有卖花小孩抱路人的腿，路人一脚把小孩踢飞，小孩又凑过来继续缠着买花。我觉得不对劲，这些孩子看起来是被操控的。我当过侦察兵，有些侦察经验，决定跟踪花童，探个究竟。
为了逼真一些，我在网上征集了一名志愿者“女友”，假装情侣去花童聚集的地方买花，渐渐和他们拉近了关系。再进一步观察他们的轨迹，如我所料，花童都是被拐卖来的。我把收集到的证据交给警方，最终有6个从江西、安徽拐来的孩子获救，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这件事过后，没人奖励我，也没人表扬我，我甚至没觉得自己是英雄。那时候，我以为英雄必须流血、受伤，我并没那样。也就是那一年，我给自己起了“上官正义”这个名字，后来嫌这个名字太长，我又给自己起了个小名，叫“仔仔”。这些名字没什么特殊意义，就是觉得好听。
不久后，我在贴吧还创建了话题，“如果有贩卖孩子的消息，请告诉我”，很快收到了几千条私信——足以见得当时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有多大了。我记得公益组织“宝贝回家”有个数据，说那个时期，我国每年有两三千个失踪儿童。
2009年，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建立了“打拐DNA数据库”。我也从那时起，开始卧底“贩婴圈”。起初，很多信息来自QQ和贴吧，线索很模糊，我只能请假去一一核实。
我当时还在当跆拳道教练。那时候的广州，说实话只要你能吃苦，是能赚钱的。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万多块钱。那时候发钱经常是发现金，每个月发完钱，我就坐在床上数。从2005年年底，到2007年7月份，我差不多存了40万左右。你想在那个年代，有40万块钱得多开心。
可是从我做打拐起，我就得请假了。刚开始，每月请假一次，后来每周要请假，再后几乎天天要请假，我都不好意思了，积蓄也很快花光。每次打拐，最大花费是交通和住宿。仅核实线索，花费还少一点；要是加上解救，每次都要花五六千元。
很有意思的是，在做这些的过程中，因为需要和对方斗智斗勇，会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但解救任务完成后，反倒没那么充实了，有时候还会懊恼——我怎么又花了那么多钱。下一条线索过来后，我立马又投入进去。这些年，都是这样循环往复。
2010年，我辞去跆拳道教练工作，成了一名“专职”打拐志愿者。后来的经济收入，主要是在网上教小朋友写字。我的学生只知道我是老师，别的一概不知。
从那时起，我开始伪装多个身份，潜伏在多个QQ贩婴群里卧底。整个过程，就是拿到线索去核实、取证，准确无误后上报警方。每一条线索的核实，短则两三个月，多则一两年。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线索中断后，只能放弃。
演技
从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民间打拐的第16年。听起来很久，可每次我想起这16年的时候，有时候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这些年我过得很累。经济压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为需要不停变换身份。我的身份，最多的时候是有钱人，自己啃着烧饼，出去都要租豪车、住高档宾馆，好让那些人相信我有钱买孩子。很多时候，我还得同时冒充两个人——先冒充大老板，再冒充大老板的老婆。
如果同时跟进几条线索，就得用到多个身份。我经常怕自己记错，影响整个事情。
一次卧底时，我把本该发给警方的短信，发给了人贩子。对方本来正在和我聊天，马上不说话了。我很快反应过来，开始想怎样找补。过了一会儿，我直接把电话拨了过去，上来就反咬一口，“你是不是警察”。人贩子生气了，“你才是警察”。
好在那个人智商不高。我谎称是在拿短信试探他，他也就信了。
我挺佩服自己的演技。有一次约好了和一个人贩子见面，我同时喊了警方去。对方很实在，给我搞了很多老家的大米。直到他被抓，都还在喊着，“我是给我大哥送大米的。”
大家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义，没人知道我的真名。这么多年，我从来不露脸，有媒体采访时，也都只能用背影或面部打码图。我不害怕被报复，主要是担心暴露后，卧底工作很难搞下去。现在人贩子警惕性越来越高了，我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约好见面后，我到了，对方一直没出现。我知道，对方可能在暗处观察我。
因为我处处谨慎，至今也没暴露过身份。毕竟，做打拐的前提就是不能让自己出事。有时候我和人贩子聊天，还特意提醒他们，得谨防“上官正义”，对方怎么能想得到我就是上官正义本人呢？
拐卖儿童的手段这些年也有不少变化——最早就是简单粗暴，直接上街把孩子掳走，现在满街都是摄像头，这种做法很少人用了。如今多是网络贩婴，隐蔽性更强。男孩价格12万左右，女孩8万左右。至于买方市场，以前多是潮汕一带，那边对男孩的需求量大。现在没什么地域之分，对性别也没那么多特殊要求。
卖证的圈子也在变化。刚开始，是找关系从医院搞证，一个只需要几千块。后来有人觉得市场有利可图，专门做起这个生意，出生证价格一下涨到几万元。最疯狂的时候，一张证能卖到10万元。
2016年在福建卧底时，我掌握到一个团伙卖了600个出生证，证件来自山东、湖南、河南、贵州、云南等地的医院。而当医院的证件变得不好拿出来后，有人在编号上做手脚。他们掌握了真实的证件编号，通过做假证的人，将编号搞上去。这种办法，是这些年最常用的。
大约两三年前，我在河北某地暗访出生证买卖时，当地有数百人参与了进去，很多是公职人员，除了医院副院长，还有计生办、卫生院人员，以及乡村干部和派出所辅警。当然，最后他们都被判了刑。
我还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当事人拿着问题证件落户时，户籍人员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例子。有个福建平潭的人给孩子上户口时，拿着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集龙乡卫生院的出生证，这种情况，户籍人员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怎么也得好好核实下吧。
因为买卖出生证明的事，我给有关部门写过建议，但还是杜绝不了。没办法，我只能频繁接受媒体采访，想借此震慑一下那些人。哪怕他们收手一星期，都可能挽救一个家庭。
“英雄”很忙
我做这些都是自愿的，没什么特别的信念支撑我。就像有人喜欢钓鱼，有人喜欢骑车，爱好而已。
我家人从不干预我，因为我隐私工作做得好，他们也没受到过威胁。真要有那么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护好他们。唯一的亏欠，就是很少能陪伴家人。卧底襄阳时，从8月份到现在，我就只有国庆节回家待了4天。平均起来，这些年，我每月在家的时间只有一周左右。
说实话这些年我挺累的，每次出去（打拐），大脑都在高速运转，生怕忽略每一个细节。长期紧张导致我神经衰弱，2016年开始，我严重失眠、焦虑，头发一把一把掉，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我还去看过心理医生。结果我快把心理医生聊焦虑了，让我赶紧走。
实在难受的话，我就钻到大山里躲几天，没有手机信号后，才能放松一下。
但一回到有信号的地方，晚上还是会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大多时间是在复盘工作，有时也会写下童年经历，但越写越兴奋，更睡不着了。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开始做噩梦。在梦里追人贩子，我眼看着他们跑了，我却跑不动。一着急，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对英雄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英雄也不见得要流血、受伤。但我至今都没觉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了。我只想当个普通人，然后安安心心睡一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