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林是王晶垚夫妇大学时的同学，出身官宦，其父为民国政府海军部少将司长，主持海军编译局。刘氏14岁即参加共产党，也有一段丢了党籍的坎坷，1957年才被批准重新入党。刘在大公报供职多年，有"一代报才"之誉，文革初期（应该是60年代初期--自立注改）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被副部长姚溱株连。7月23日姚溱自缢，8月6日下午，刘从中宣部办公楼5楼砰然坠下，卒年42岁（这里的文字《观察》已经根据我的更正做完修正--自立注）。刘死前无异兆（应该说是"无多异兆"，不是完全没有异兆--如，他交给我他的薪水--我当时年少，在家里不管家政，等等--自立注），没有遗言遗嘱。
他们都出身于有社会地位的殷实人家，无衣食之虑，无思想之固，黄发垂髫，一腔热血，投身革命，万劫不复。他们躲过共产党的一场场死亡运动，最终在文革死亡游戏中丧生，被逼死、害死、乱棒打死，骨灰不存，魂灵无系。卞仲耘作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她的名字无法掩没；祁式潜和刘克林虽然为共产党轰轰烈烈过，却少有人知道这两个名字，如果没有王友琴的文革死难者名单，我也找不到他们；居瀛棣的名字更鲜为人知，我是在台湾李敖先生一篇"居正女婿辨"里偶然发现的。文革死了多少人，国家没有统计，死了多少共产党员，党内也没有统计。
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曾向邓小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邓答道："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亲人和友人一个个死去，在死亡面前，王晶垚觉醒了："我这四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记忆中，我身上背着十字架，这样一个典型的惨案，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被摧毁了，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遭遇。耶稣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帮着扛十字架，我现在还扛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有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内，他们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样，因为我是亲身经历者，如果我不把这些真相揭露出来的话，那就是没有尽到责任。用我一句话，我就白活了。这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总结一生，概括为8个字："生于梦想，死于梦想。"他要把这8个字写在自己的骨灰盒上。
影片中另一位证人林莽先生，接受参访时已经90高龄。林先生14岁参加革命，建国后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成员，从大学降到女附中，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从语文教师降为图书资料员，文革中被罚扫厕所。他也和王晶垚先生的朋友一样，曾经想用死来证实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和无靠的母亲同归于尽。母子俩手拉手坐在木床上，握住电线，接好拉线电源。灯泡炸了，人却没死成。事后林莽听学校里物理老师说，因为两个人当时都没接触地面，处于绝缘状态，所以没死成，如果有一只脚着了地，两个人必死无疑。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尤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可以辩论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从死亡的诱惑中解脱了的林先生大彻大悟了，决定再不去死，直面红卫兵的暴力。说到文革中依然兢兢业业，抢救图书，老人摇头长叹，对胡杰说："愚蠢啊！你真想不到我有多么愚蠢！"
影片最后是一个"北京市教育系统部分文革受难者名单"，单位名下是黑底白字的人名，像黑暗中的白骨，诉说他们在那个野蛮的年代怎样死去。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名下，卞仲耘后面还有８个名字：胡秀正、梁希孔、周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失踪）。"北京大学"名下的死难者名单占了３个页面，有些名字很熟悉，都是业界精英。名单长达5分钟，一排排白骨组成的长城，比红色高棉的人头骨墙更加坚实、壮观。这仅仅是王友琴女士收集的文革死难者中一小部分，如果把文革中全部死难者的名单排出来，一部长达一年的影片也难尽述。
没有底线的卑鄙
《我虽死去》讲的是文革中学生打校长的故事，有被打死的校长，却没有打她的学生的镜头。铁证如山，言之凿凿，凶手却自始至终不露面。假如是刑侦片，这样安排无疑是个败笔；作为纪录片，这个空白越发令人遗憾。除了义不容辞的王友琴，连个出来作旁证的当年女附中学生都没有。那一代人阙如，无论作为凶手反省，还是作为目击者作证，没有人出镜，是这部杰出影片明显的缺憾。
胡杰尽了力，王晶垚也尽了心，但是他们没有争取到一个人出镜或者仅仅出声儿。凶手不用说了，目击者有种种顾虑，人情大于人命，是这一代文革遗民的道德。当今中国，正是这一代人支撑着不尊重生命的红卫兵政权。
王晶垚是一个宽厚的苦主，他只控告过袁淑娥，这个校外人员曾经是卞仲耘的熟人，一个恨人不死、恨天下不乱的恶人，借文革报私仇，到女附中全校批斗校领导的大会上"控诉"卞校长，煽动情绪，又带领学生去卞校长家中贴大字报。袁淑娥犯有诬陷和教唆罪行，对卞仲耘直接动过手，闯过家，对卞仲耘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王晶垚没有控告打人的红卫兵，她们毕竟是卞校长的学生。他毫不介意他们是否"道歉"，更没有等待手上有血的人"道歉"。他只是希望她们真心悔悟，救赎自己。夺人生命怎么能只靠一句道歉就了结？！有人说"王先生等待了40年"，王先生自己说，他从未等待过什么道歉。该对全体文革受难者悔罪的是当权者！当年的红卫兵们却连自己迷恋的"道歉"之说也没有身体力行，她们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之路，这些老兵虽然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却死死守着当年恐怖暴行的秘密，没有一个人打破死一样的沉默。
《我虽死去》在网上传播后，有两个当年的学生来到王家。王先生激动、欣慰，热情招待她们，跟她们合影留念，后来还把这张照片寄给一家历史杂志，虽然她们并未道歉。
这两个人后来再没去过王家，倒是见了回国定居的宋彬彬好几次，有她们发在网上灯红酒绿的照片为证。从此女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打破了沉寂，一个恶毒下流的诽谤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王晶垚都85啦，家里还养着小蜜！一边搞小蜜，一边给前妻喊冤，两头儿全让他占了。"
时间没有洗刷这个老红卫兵群体的罪恶，年龄没有改变她们的下流，她们仍像40年前一样，凭藉充满卑鄙的想像力诽谤人，靠着浸透毒汁的舌头谋杀人。
所谓小蜜，那年已经75岁，是一位丧偶的退休大学老师。影片中有她一个镜头，一双手给王先生端来一个饭盒，然后是一个蹒跚走回厨房的背影。对这位女性，王先生眼里尽是敬意，话里充满感激："我这个老伴儿，我对她说过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说，我有这样一件事，我要做这样一件事，希望你支持。她同意了，我们才结婚，30多年了。她很同情我的不幸遭遇，对我一直照顾得非常好。对几个孩子，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感情非常非常好。"
这样两位可以作她们父母的老人，热情接待了两个不速之客，没有揣摩她们登门的动机，更没有想到她们会编造恶言，传播蜚语。王晶垚先生家墙上挂的都是基督教绘画，他特别喜欢那幅《圣母子》版画，因为母与子两对眼睛里传达出人类最深沉的爱。两位老人以德报怨，收获的却是作践。墙上那幅《最后的晚餐》画的是人的背叛，学生的背叛比起犹大来，无耻尤加。《马太福音》里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了，把那30块钱拿回来还给祭司长和长老，承认自己犯了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当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在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面前，犹大当得起义人，看到结果，立即认罪，承担罪责。她们40年都没达到犹大的觉悟，而且继续堕落。
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女附中革委会代表字条上有宋彬彬、刘进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出现过3次：6月2日贴大字报，7月31日成立红卫兵，8月5日在卞仲耘尸体面前，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无论刘少奇的文革，还是毛泽东的文革，都离不开她们。她们始终站在文革的主动方面，既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宋彬彬献给毛泽东袖章上面的"红卫兵"3个字，是刘进等人从"红旗"杂志、"人民卫生报"、"为女民兵题照"3处集来的，镂空刻在硬纸板上，用油墨滚筒印在红布袖标上。她们处心积虑，机关用尽，不同于跟风而起的红卫兵。卞校长遇害时，宋彬彬和刘进是校革委会的负责人，都是年满18岁的中共党员，对卞校长之死负有不能逃脱的法律责任。
法兰克福市政厅前的正义女神雕像
西方法院正门大厅里通常都站着罗马神话中的正义女神，一块黑布蒙住双眼，无分亲疏厚薄，左手执正天平，右手仗义持剑。拉丁系语国家的司法一词都从正义女神的名字iustitia演化而来。意大利文是Giustizia，西班牙文是Justicia，德文是Justitz，法文是Justice，英文中的司法、审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justice。
本杰明·哈里斯是一位美国检察官，在为民伸张正义的岗位上战斗23载，近年一直追踪红卫兵犯罪集团。检察官看完《我虽死去》，怒不可遏，拍案断喝："宋彬彬、刘进以及所有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听到正义女神的剑在悬响吗？
绚丽奢华的"光荣"
胡杰和影片里的几位证人想借文革40周年之际提请当局和国人注意那个至今未结的案子，却被禁演。《我虽死去》至今未解禁，还连累2007年的"云之南记录影像展"遭腰斩，殃及46位参展者的39部影片。那位给王晶垚先生写匿名信的75岁老人不幸言中："时候还没到。"
《我虽死去》无涉色情与暴力，没有触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影视音像制品审查制度里的禁令。影片不能上演，原因仅仅是触了文革雷区。
去年9月，一部叫《光荣与梦想》的纪录片问世，制成光碟，长达2小时10分49秒，每张售价10元。此碟与《我虽死去》在时代、人物和个别画面上都有重合，但网络、门市畅销无阻。
《光荣与梦想》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90华诞庆典"，实验中学就是卞仲耘生前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关于这所学校，卞仲耘的前任，林默涵夫人孙岩校长说过:"有人给我们学校做过统计，说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党中央主席的孩子，有共和国主席的孩子，有6个元帅的孩子，有12个副总理的孩子，再往后数就数不清了。老师们曾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召集家长会的话，可以开大半个政治局会议啦。"这话是炫耀，也是这所皇家女校的实情。孙校长幸运，早早调离，逃脱了卞校长那样的厄运。
《光荣与梦想》证实了孙校长的话，这次庆典大红榜上果然皇亲国戚济济一堂，连毛泽东在世时就被逐出宫墙的儿媳妇都没遗漏，更加抢眼的是那些官居正三品的校友。让我惊骇的是，这个权贵方阵里也有当年很风光的红卫兵头领，例如自己不动手却让身边打手出拳头抡皮带的宋彬彬，例如和她一起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马德秀。30年前彻底否定文革，她们因为打砸抢的历史，当在"三种人"之列，今天宋衣锦还乡，马加封副部级大学党委书记，双双堂而皇之卷土重来。
校庆纪念册里卞仲耘和宋彬彬的照片
胡杰影片里跟在卞校长被打死后面那个"8.18"天安门城楼上的镜头，也出现在《光荣与梦想》里，不过是在开头部分，人物位置也不同于胡片。嘉宾们进入人民大会堂，打开一本装帧精美的书，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就赫然跳出，对页上是卞仲耘模糊的照片，仿佛"8.18"以后卞仲耘还健在，自豪地看着给毛泽东戴袖章的宋彬彬，看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红卫兵、军训的红卫兵。给这个画面配的解说词是："在九十年的悠悠长河中，实验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志士才俊，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志士才俊，显然指画面上的宋彬彬。选这一张代表照片阐释宋彬彬的内涵，我自然联想到胡杰影片里卞仲耘的死。
这张与卞仲耘之死分不开的宋志士与毛泽东的合影出现在《光荣与梦想》光碟里，出现在《光荣与梦想》纪念画册里，又特别在9月9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出现在女附中校园里竖起的大型展板上。9月5日是校庆日，9月9日是毛泽东忌日，这张照片到底纪念什么呢？肯定不是纪念41年前被红卫兵打死在这个校园里的卞校长。校方一而再、再而三在"光荣与梦想"的光环里炫耀这张照片，究竟要给学生们树立什么样的荣辱观、灌输什么样的梦想？
袁爱俊校长是这场华诞庆典的上下人物，幕前表演，幕后操纵，台上督阵，台下逢迎，从开场致辞到挤进教师大合唱营盘收场，可谓鞠躬尽瘁。她是光碟《光荣与梦想》的总策划和总监制，版权页上除了袁爱俊的名字，还有35个人名和5个参与制作的专业单位名称，总导演是当过央视春晚总导演的王冼平，下设5位导演，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新闻社联合摄制。这里有势利眼的谄媚，暴发户的炫耀，得着机会狠狠捞一把的贪婪，但是，仅凭这些基本功，袁校长能量再大也难撑起这么大的台面，何况上任不到一年，脚跟还没站稳呢。
实验中学校园里介绍宋彬彬个人事迹的展板
庆典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央视新闻首播罗京主持，包括各级领导人和外国使节在内的近6000名人出席，规模远远超出了孙岩校长炫耀的半个政治局会议，场面堪比春晚，效果直追当年《东方红》。全世界还有哪一家中学能在国会大厦开派对？一个育人的学校跑到议政的地界作秀，先乱了规矩。2500年前孔夫子就主张有教无类，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只瞄着皇亲国戚、达官显贵，还要映片卖碟，推广全国，为反文化、反人类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现身说法。"各级领导"多方支持，甚至请来外国使节观看这种愚昧表演，丢国家的人，现民族的眼，天地之间，咄咄怪事！
王晶垚先生在给袁爱俊的公开信里指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出席庆典的"各级领导"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那段与宋彬彬分不开的历史，不会不知道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最先打死了校长。41年后，他们在文革暴力的发源地举办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里扎扎实实扮演了复辟先锋的角色。
胡杰影片里请不到的人，都拿了请柬为《光荣与梦想》充数儿，《我虽死去》里的主人翁卞校长遗属却没有受到庆典邀请。两部纪录片，两种鲜明的立场，两个不相称的营垒。按照先后顺序，是《光荣与梦想》挑战《我虽死去》？CCTV叫板胡杰？
一位远在芝加哥的中国学者，把两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十分专业的独立制片人撮合起来，没有一分钱外援，各自投入对历史的责任感，共同做出60几分钟的黑白片。今年一月，香港"二零零八华语纪录片奖"的评委们把长片组最高奖授予《我虽死去》。面对滚滚复辟浪潮，几位小人物挺身而出，为那个疯狂年代的滔天罪行留下见证，是这部纪录片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