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藤：这个没有证据，所以不好说。也有可能吧。潘汉年和岩井公馆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的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不考虑打共产党。
东方：您在书中提到了莫斯科驻延安的一个特派员，也是塔斯社的记者叫彼得。他也曾经揭露过毛和日军暗通的行为，而且他说这是比种植和贩卖鸦片更严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认为毛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在出卖中国的利益？
远藤：是啊，出卖中国，出卖中华民族嘛。他爱的是自己，没有爱中国人民。如果是爱中国人民的话，建国之后为什么要杀掉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和无辜的中国人民？我在长春被围困的时候，也是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被饿死。当时连这个都不承认嘛。所以对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当中国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虑，让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无辜老百姓丧生他也不在乎。不择手段。我是这么想的。
东方：提到这个不择手段，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暗通日军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这种行为，是他为了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你怎么看待这种策略？
远藤：策略？我没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这种想法，一点都没有。他是战略家，作为想夺权的战略家，一个大帝国的帝王的话，没有像他那样的手段的话，很难占领中国吧？所以他作为战略家的话，这个词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可能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吧。
潘汉年通日是个人行为吗？
东方：“一将功成万骨枯”，个人的权力登到顶峰，而身下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白骨铺就，这个的确是非常的残酷。你认为潘汉年的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延安方面的行为？中共最后有一段时间，把潘汉年打成汉奸，对他进行了迫害，并把所有和日军勾结的事实都归咎在潘汉年身上。你认为他的行为是个人的汉奸行为，还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远藤：潘汉年不可能是个人行为，那时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哪里有人敢做那样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样的事。在《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毛泽东致电潘汉年的记载。如（《毛泽东年谱》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秦邦宪、潘汉年、部署上海失陷后的救亡运动和党的秘密工作）。所以这个是明确的，是毛泽东的命令，而且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潘汉年和周恩来一起做的。所以当然是有周恩来的指示，也有毛泽东的指示，才做这样的事情嘛。
《延安日记》
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一本书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毛等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叶剑英告诉了毛，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为毛泽东效力的中共红色间谍，大都不得好死，而当年入侵中国的日本皇军，却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历史的讽刺，无异于此。
十杀潘汉年
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下令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秘密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前往广州并因受到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的赏识和器重，最终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先是汪精卫的秘书，并被“恩师”汪精卫推荐接替他作为国民党中宣部的代部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的头号人物。汪精卫两次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两次提议均获得国民党常委会的通过。
毛泽东和汪精卫这段非比寻常的师生关系，日后却使潘汉年死于非命。
1955年4月3日，为中共壮大和建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共特工潘汉年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被捕入狱。据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骐所著《潘汉年的情报生涯》1996年第239页中介绍,潘汉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潘汉年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提到潘汉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
两次讲话中，毛泽东竟然用了10个杀字，被史学家称为”十杀潘汉年“。
一脉相承
历史学者王康认为，毛泽东对潘汉年的态度，是和苏俄一脉相承的。在斯大林时代，很多苏联的特务头子都死于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国，如果说得稍微远一点，比如说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以后的雅戈达、耶洛夫、贝利亚等、这些最高的情报特务头子们，都死于非命。他们知道秘密太多。潘汉年呢，是仅次于李克农的这么一个情报人员。应该是中共第二号情报人员。他为中共做出的贡献太特殊了，他居然说动鲁迅出来，放弃鲁迅他的独立性，引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曾经说动杨度，袁世凯称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也说服宋庆龄参加第三国际，说动两广军阀和第19路军反蒋。”
潘汉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因为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没有向毛泽东及时汇报。然而这次会见使得共产党军队和日军以及汪伪军达成停火默契，从而促进了中共的壮大，应该是有功于党和国家。而毛泽东为何对中共的功臣潘汉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南京去见汪精卫。这个很多专家都说，在情节上、逻辑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他见过两次汪精卫。那么潘汉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授命的话，他自己绝对不敢去见汪精卫的，他也不会空着手去见。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一些关键性的人物，那么给汪精卫应该也有一封亲笔信，这封亲笔信现在所有专家都找不出来。网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觉得完全是伪造的。一个是毛泽东的文风，包括对汪精卫的称谓都完全不对。毛泽东是一个笔头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称谓，汪精卫主席，他绝不会这么称呼。然后信快要写完了，他提到延安陕北的医药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够提供等等。毛泽东怎么会说到医药的问题，这显然是现在的无聊之辈伪造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毛泽东就没有这封亲笔信。这封信要么是还隐藏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已经销毁。从道理上来看，汪精卫和毛泽东之间，在24年的上下级关系之后，到了抗战期间十几年之后，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灭口
王康：“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潘汉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后，那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是太不利了。那直接这是个投敌行为啊，这是一个卖国行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汉奸行为!所以潘汉年做完这个事情后，就决定了他这一辈子恐怕不得善终。果然，55年就开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于狱中，跟他夫人一块，死的很悲惨。他必死。其实因为毛泽东76年9月9号去世，潘汉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汉年应该还有活的可能性。当时可能是因为毛泽东死了，估计没有人想到潘汉年，因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开始，潘汉年就被搁到了一旁。潘汉年身体不好，就去世了。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见汪精卫而且很可能带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个事件本身来看，那么潘汉年这辈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难测
潘汉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号》称：“抗日战争期间，被告人又背叛祖国，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汪精卫进行勾结卖国求荣。1940年春，正当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被告人对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信心，认为中国共产党很难与日本对垒，中国将会出现第三国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于是便在上海会见了日本特务、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亲笔写了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的计划，领了特别通行证，充当了日本特务……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以后，又和汪精卫政权特务总部头子李士群、胡均鹤陪同秘密会见了汪精卫”。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潘汉年意外地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劳改。独立学者冯胜平在《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一文中评论道：“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红色间谍奉命行事
潘汉年的所谓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国）国内一些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国内有些为毛泽东辩解的人，说毛泽东绝对没有指示潘汉年见汪精卫，见日本特务情报机构等等，这是煞费苦心了。辩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后，潘汉年因为他是上海常务副市长嘛，他向陈毅透露，他（未经组织许可）擅自去见了汪精卫。这个编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的严厉性，尤其在战争时期，现在几乎无法想象和体验，那是铁的纪律，尤其是情报机构，尤其是见汪精卫这种人物，没有毛泽东的授命，没有毛泽东的亲笔信，见汪精卫，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是重中之重，是把纪律看的比生命还重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比一般的军人，比一般的党员干部，把纪律看得更重，这个是他们情报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们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说潘汉年私下见汪精卫，这是太幼稚了，这完全是谎言，潘汉年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见了汪精卫。”
谢觉哉：潘汉年是当代岳飞
中国大陆最近和出现为潘汉年翻案的文章。据称审判潘汉年时的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当时就知道潘汉年是冤案，并把潘汉年比作岳飞。《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发表了彭树华回忆潘汉年案件的文章称，
“彭树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也是潘汉年案件的审判委员会成员。彭树华当时曾单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谢觉哉汇报潘案，谢觉哉对他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觉哉还把潘汉年比作宋朝的岳飞，说“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同时也旁证潘汉年和日军与汪伪的秘密联络是在中共中央的命令之下进行的。这篇回忆文章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罗青长回忆称，“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夜半铁窗凄惨离世
1967年3月，中国进入文革高潮。潘汉年再次入狱。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项目三办的意见，潘汉年夫妇被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项目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押送到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也就是湖南省茶陵县米江茶场劳改。1976年1月，潘汉年被正式宣判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他的中国共产党籍，此时潘汉年已患癌症。
1976年毛泽东死后的一个除夕夜，潘汉年与妻子仍被分别关押。这是他的绝望留言：
《岁暮念妻》
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享年71岁。
往事并不如烟
日本战败后，70多年过去了。当年中国大地上演的三国志，在今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敌人和朋友已经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国共间的血海深仇，随着国民党诸位大佬在中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而烟消云散。当年太平洋战场上殊死缠斗的美国和日本，则结成亲密的盟友。然而，东京福祉大学远藤誉教授通过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和中共当年派红色间谍从事联日联汪反蒋谋略的证据，对今天中共权力的来源和继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质疑，仍然让我们感到历史并不如烟。（中集完共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