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是居美的台湾政治、历史哲学学者林毓生的一本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6月初版）
林先生看到中国一百多年来最重要的事是转型，他提出了创造性多云转化的思想。
他说，''人类学家基尔兹正确地指出：当一个社会发生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产生文化危机的时候，那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第42页）
林先生认为，二十世纪初五四前后，中国正是发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等所有领域的全面危机之时，中国亟需一个整体主义的解决办法，于是一个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就会被接受。
中式马列-毛思适时诞生
在中国出现全面危机之时，在中国迫切需要转型之时，在中国最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时，中式马列主义出现了，它"比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强势或温和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右派法西斯主义。渐进的自由主义等等），更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各种严重问题，提出一整套全盘化的（或整体主义的）解决办法。中共提出的这种办法，对处在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解体的三重危机，与意识形态'真空'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第136页）
"马克思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工业革命后惨遭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无产阶级（城市中的工人）产生了极大的'异化'，这一'异化'——根据马克思所信服而实际上是无稽的黑格尔辩证法——辩证地提供给无产阶级'自我意识'或'真正意识'。'自我意识'是现阶段历史进程中理性与道德的化身。它不但能了解历史的规律与进程，并且能够提供共产革命的指南与动力。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带给人类彻底的救赎与解放，而其最终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阻挡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阶级敌人'，那是人类获得自我救赎与解放的障碍，……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必须无所不用其极！
既然马克思的那一套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理性的误解与迷信之上——因为理性本身并没有他使用黑格尔辩证法以后所谓无产阶级'自我意识'中的'理性'的本领；那么，列宁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界定，当然是错上加错了。……列宁根据他建立革命组织的需要，却在政治宣传中运用诡辩的伎俩，把这个关键性的环节取消了。结果是：被列宁称作'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不需要是无产阶级，却必须是其领导……（马克思已经在思想上犯了严重谬误；列宁的诡辩，自然是错上加错。然而，谬误深重的马列主义，由于种种原因，却在世界各地迷惑了许多人，并使人类为其谬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18页）
"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后城市中的工人是无产阶级。阶级的特性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因此，不是主观或政治需要可加以操纵或转移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本身先是无产阶段（如此才有阶级特性），这样才不自相矛盾，才能讲得通。但，列宁却把具有强烈政治性格的职业革命者——共产党党员——当作'无产阶级先锋队'。列宁思想的政治性特别强。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会自动地到来。那是需要职业革命者的领导才能发生。职业革命者不必需要一定来自工人阶级，他们只要能够'领导'（实际上是驾驭）工人阶级，便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具有无产阶级的特性。这样的马列主义到了毛泽东身上，变得更为主体化与政治化。毛泽东从未做过城市工人，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在取得政权以后，便认为他的主观喜恶与政治需要，均自动地具有马克思根据客观经济条件界定的无产阶级特性（毛泽东在这里，当然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前提）。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恶——他肯定的思想、道德或政治需要（而这些也随时可根据他自己的意思改变）——来界定谁是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与内在逻辑来看，列宁主义之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已经有很强的虚幻性与任意性，到了毛泽东身上，更是变本加厉。"（第139-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