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以上事件基本都是公民因为个人的直接利益受损，若干相同单位/小区/村镇有相同遭遇的人，为维护个人利益或小群体成员们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而这些维权者目的，也都是直接且现实的，例如发放薪水、保障工资和福利待遇、将烂尾楼竣工交付、赔偿投资损失、拆迁安置补偿、禁止排污保护他们健康等。
其中为了小群体维权的抗争者，最终也还是为了自己。参与者基本都是自身（或起码其亲属）也是利益受损者。如果自身没有受害，即便其所在的某个群体（如单位、村庄）其他成员受害，这些没有受害的成员往往也并不参与同事/同乡们的抗争。
而维权抗争的小群体，规模往往在数人至数百人不等，基本都是同一个单位/小区/村庄/受害圈子的成员，抗议范围一般局限于工作单位、居住地、事发地，有时会前往当地政府或相关负责机构抗议。其中绝大多数（90%以上）规模都不超过100人，也基本不会在涉事地点和政府机构附近之外的地方进行抗议活动。
除了这些群体性抗争，还有更多个人的维权、举报、上访，原因更加多样，除和以上集体抗争类似的原因，还有遭遇冤假错案、要求工伤赔偿、反映被诈骗、政府乱收费等，以及控诉政府和公检法对侵害各种权利问题不作为、乱作为、包庇犯罪等。这些个人维权同样是因为个人权利受损、要求补偿损害。
个人和小群体维权抗争的缺陷和局限、政治性抗争的缺失
而以上这些或集体或个人的维权抗争，都基本没有政治目的、没有意识形态主张和口号，也没有提出代表更加广泛人群的、普惠性的、长久性的诉求。换句话说，他们都没有触及大多数问题的根本，即如今的政治体制和分配制度，也没有将矛头对准统治中国、决定政策方针和社会状况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
即便一些人提出惩罚某些官员和公务员的诉求，也都只是针对侵害自身权利的个别人员，而并无对政府和执政团队整体的批判。虽然不少人也知道官官相护和体制问题，但很少以正式方式提出否定政权合法性的抗议。相反，在许多维权活动中，还时常有“请共产党做主”、“求习近平/xxx官员做主”之类的标语口号。
其中形成维权小团体的，也只是简单的出于共同利益的短暂合作，而没有固定和长期的结社。尤其是工厂工人、外卖员、P2P受害者等相对陌生人组成的维权队伍，更是临时性的，得到补偿或被镇压后就解散的。有些维权团体没有被镇压或实现诉求，但成员没有心力继续，本就松散的维权团体就自动解散或“僵尸化”。
另外，许多不同个人或集体的维权活动之间，乃至同一抗议集体的内部，还存在利益的对立和现实的冲突。一些维权者还会提出无益于甚至有害于大众普遍利益的要求。
例如一些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不仅要求足额发放工资，还要求落实各种政策优待，保障其远超普通民众、农民、非国企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待遇；
一些前官员、干部、防疫“大白”，也上访维权、举牌举报，讲自己对党和政府的“功劳”，希望获得应有“待遇”；
一些小区业主，听闻自己所购同期房屋价格下降、新购房者购房价更低后，在小区和售楼处乃至政府部门抗议，要求开发商“不要降价”或“退还差价”；
一些居民反对在自己住宅较近地区建设变电站、电信基站、核电站、火葬场、垃圾填埋场、临终关怀中心，哪怕一些设施没有实际危害，还有一些则是必然需要建设；
……
这些人的维权要求，是损人利己的、以损害无辜者或更加弱势者利益为代价的。例如一些国企“工人贵族”和干部，劳动价值不抵收入，其获得的收入，需要从全体纳税人那里支取；他们得到的“待遇”，往往是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远比非国企工人和农民优厚的；他们所“维”的“权”，往往不是正当权益，甚至是特权。有些人，则是在反智思维和邻避心理下追求排他性的目的、逃避公共责任。
而那些未损害他人利益和未追求特权的维权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是为了个人/小群体的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施压，以满足其特定的少数人的诉求。而这也意味着，其他同样处在体制性不公不义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从其维权中获利。
进一步说，由于中共政权惯常以“拆东墙补西墙”、动用公共资源来“维稳”和平息事态，这些个人和小集体维权者的活跃，在部分达成维护自身利益目的时，客观上还让更多相对更为弱势、沉默无声、种种原因无力维权的人受损更多，以自身的“失”承担了维权者“得”的代价。而且中共维稳不惜代价，无论对上访者/维权者是压制还是安抚，包括处理纠纷过程中的人员和经费使用，都会花费巨量金钱、人力物力，代价当然也是全体纳税人埋单。而一些官员、打手，反而可以从对上访者/维权者的镇压中获得利益，包括“维稳经费”和官职升迁。
而不同身份的维权者之间、相同身份和维权原因的不同个体之间，往往也会争夺舆论的关注、第三方的声援，相互形成竞争关系，试图最大限度获取本已受限的关注度和支持。虽然有时不同维权者也会形成某种联动和呼应，但显然也存在冲突，整体上是不利于维权者得到关注和帮助的。
那些缺乏发声技巧、其事件没有特别亮点的个人维权者或小群体，他们的苦难和诉求，往往被更吸引眼球的维权者/小群体及热点事件的舆论声浪掩盖了。这些被忽视的维权者，也恰恰占了大多数。他们的抗争往往因为缺乏关注而失败，既是因为那些成功的抗争者的抗争成果不能惠及他们，还在于那些得到关注的抗争者客观上挤占了舆论焦点和各方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