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各种微观问题，无论是欠薪、烂尾楼、执法不公、环境污染、就业难、看病贵、教育内卷、养老保障差劣……以及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缓解，甚至愈演愈烈，都在于这个国家的权力并非真正归人民所有，决定国家方向和各项政策的当权者与人民割裂和对立；
而国家资源和财富及分配权，同样被权贵垄断，人民只有劳动权而无保障所得的能力。当人们只能争夺权贵漏下的残渣求存，就必然面临物质贫乏和生存困境，生存压力巨大、时常受欺凌的无尊严生活状态下，中下层民众之间也会更为激烈的争夺利益，各种纠纷层出不穷，欠薪、诈骗、各种刑事犯罪多发也就不奇怪；
中共政权在意识形态、舆论、新闻媒体领域的垄断，也控制了话语权，对人民进行洗脑、操控社会舆论，对民间不同声音进行灭杀。这让人们即便有不满和异见，也无法表达。而许多被洗脑的民众，也缺乏对中共专制邪恶的认识，对于遭受体制伤害的人缺乏理解和同情……
总之，中国各种问题，总根源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以及政治问题衍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如果国人不去针对根本问题进行反抗，而只是在具体事情上维权，必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即便得到一些妥协和让利，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无法弥补作为公民在权利、物质、尊严、话语权等方面各种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损失。
外国与中国历史上政治性抗争的前例、组织和动员方式及其重要性
而纵观世界各国的公民抗争与人权进步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公民一直以回避政治来维护权利，更无法纯粹依靠个体或小群体维权实现社会变革。各国的民主化、平权措施、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在经历政治性的公民抗争和根本的体制改革后，才逐渐实现的。例如掀开欧洲民主化的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都是以争取公民普选权、废除贵族特权、八小时工作制等广泛民权为目标。
即便各国有一些抗争的起点和直接目的，是基于个体事件，往往也会引向普惠性的目的。例如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就是通过个体对种族歧视的诉讼，争取全体黑人的权利，而并非只是满足那一个黑人的要求。而欧美的工人运动，也是为整个行业乃至全部工人阶级谋取权利和福利，而非只是为个人的加薪。
而无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教派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看似抽象的意识形态，也都是人们争取权利、凝聚人心、达成抗争目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对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认同，才能超越自私和短视的局限，形成广泛的人际网络和联合，团结起来去争取政治权力，达成参与者的物质与非物质诉求。
在抗争过程中，形成身份认同和组织、有一致的目标和分工，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韩国人民反抗军政府专制、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工人组成的工会、基督徒组成的基督教会、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参与者们也都有超越个人利益的信仰和目标，成员分工合作，并且有人愿意付出坐牢、被酷刑乃至生命代价，其他人也会在其被捕或死亡后继续抗争。这才成就了韩国民主化的胜利，和民主化后一系列的人权改善。
而新疆维族、西藏藏人、香港人、台湾人，其之所以能够长期的反抗并颇有影响力，也在于他们基于对自己民族/城邦/地域/宗教信仰的强烈认同和自豪感，形成了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族群情感、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现实利益，以带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教派主义倾向的抗争运动，有效团结了相当一部分同族同胞、共同对外，且在信仰和责任感激励下，人们愿意为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付出代价，相互扶助和支援，乃至出生入死。虽然他们并不总是成功，还会作为整体受到更多打压，但即便失败也能产生巨大影响力。而中国大陆汉族人之所以无法像港台疆藏那样的影响力，也正是在于缺乏这样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一盘散沙下就无法反抗“利维坦”。
中共自身的崛起，同样依靠的是通过阶级动员，号召工人、贫农、各种弱势和边缘人，参加共产党和军队，逐渐发展壮大，取得革命成功。当然中共当权后背叛了理想和承诺，但这不影响对其早年发动大众成功能事实，以及他者学习其成功经验。而一度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同样是广泛发动大众，依靠基于民族和阶级的动员，取得反清革命、国家统一、击败日本侵略的成就。
以上这些案例和历史经验，都反映了人们超越个人私利、广泛团结、为宏观的和利于大众的政治目标而抗争，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变革，并最终利于族群内每个具体成员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需要将个人私利搁置，更多为公共利益和根本变革而奋斗牺牲。
结语：中国的社会概况、结束维权“内卷”、组织起来政治抗争的必要与困境
对于中国大陆人，尤其因缺乏身份认同和信仰（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他信仰、信念、理想）、原子化和散沙化的汉族人，无论选择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还是基于阶级、民族、宗教、地域，总之都需要有超越个人私利的信仰和目标，愿意为他者着想和付出，团结抗争，部分人在必要时甚至愿意付出坐牢甚至死亡的代价，才能改变如今一盘散沙甚至内讧的状态，共同反抗专制强权和特权集团，实现民主，之后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如今社会里的各种不公不义。
当然，在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中国人想要实现团结和组织起来，为宏大的政治目标而斗争，是不易实现的。中共政权必然是严防死守、千方百计破坏的。而国人经过几十年迫害和洗脑，也普遍精致利己，缺乏为公共利益奋斗的意愿和能力。即便真的人们普遍觉醒、明白团结和组织性的重要，大数据极权下统治者触角的无孔不入，散沙化的社会、缺乏公民素养和政治参与能力的人们具体如何形成有效的连结，在具体路径和细节上也困难重重。
但即便困难，有识之士也应该早做筹谋，沟通和动员大众，尤其让那些个人维权者明白改变根本体制才能维护个人权利的道理，让他们将保卫私人利益的热情和实践，转化为既为私又为公的抗争与行动力。
具体如何做，是又一个宏大的课题，在本文不再展开详细讨论。不过，上面提到的港台疆藏人的身份认同和组织性、韩国民主化的路径和民众团结方式、中国国共两党的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都是颇为值得中国大陆汉族人借鉴的。而从18-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到苏东剧变和“第三波民主化”，乃至十几年前的“阿拉伯之春”，其中也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同样又有不少教训值得汲取。对于中国人，塑造身份认同、形成坚定信仰、构建共同体，并培养公共意识、拥有常识和判断力、有着现实行动力和掌握斗争技巧，是团结抗争、促成根本变革的前提和关键。
笔者强调为公共利益抗争、政治性反抗的重要，也并不抹杀个人维权的必要性和价值。正如前文所说，个人维权体现了人的权利意识，揭露了社会阴暗面和政府的滥权或失职，也能对政府造成一些压力，可能促成政府改善施政。另外，个人维权还能让许多人在维权过程中，自觉的明白政权的邪恶和推翻专制的必要。他们在权利被侵害和维权中遭遇的两重苦难、维权中各种经验教训，也让他们成为潜在且有力的专制统治反对者。如果自由派精英、民主运动人士，能够对这些维权者善加引导，就能让数量庞大的、以往不关心政治的人，成为打碎“利维坦”枷锁的巨大力量。
但为个人利益抗争终归是有局限的，这种抗争本身是不能推翻专制的。例如中共建政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上访者一直都很庞大，北京各机关尤其信访部门，几十年来没有中断过上访者。但显然并没有撼动中共体制。相反，很多老百姓的精力和钱财被消耗在上访的过程中，信访和个人维权也成了中共给老百姓制造“虚假希望”的画饼。这也更加反映了国人需要觉醒、通过政治反抗改变中国的必要性。
总之，中国此起彼伏的个人维权，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也很有局限。个人维权的“内卷化”，不利于中国全民整体和每个个体平均得到的权利改善。针对具体利益的抗争也“治标不治本”，政府的有限退让也是“换汤不换药”。只有人们普遍性的团结、为公共利益进行政治性的抗争，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各项自由得到保障的新国家、新体制、新社会，中国的各种不公不义才能逐渐消除，每个国民才能有尊严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