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凤凰历史
答问：米鹤都
写在前面：本文是2014年陈小鲁等人公开道歉之后，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米鹤都先生回答凤凰历史的提问。在当下宋彬彬去世引发的新一轮争议中，本文仍有充足的现实意义。我们节选转发于此，供读者朋友参考。
凤凰历史：近期很多文革的参与者为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但是比如一个造反派道歉，有人就说他当年造反是跟风，现在道歉又是在跟风，一直在出风头，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米鹤都：我想，这个问题要分几个层次来说。道歉是反思的结果，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我就从反思开始谈。道歉的主体是谁？文革这个事，首先要把大的脉络搞清楚。文革是中国一个全局性的动乱，可我们现在搞清楚它的根源了吗？搞清楚谁应当首先为它负责了吗？按照一般的逻辑，谁的责任越大，谁就应当首先道歉。在文革中，谁应当首先负责任、谁应当负多少责任，都还没有定论。我始终认为，有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文革首先是要由当时的成年人站出来担当的，而不是推到当年主要成分还是未成年人的群体身上。
但是目前的现状，是当时的未成年人首先出来忏悔道歉，虽然不是很多，却很值得人们尊敬。相比之下，当时的成年人跑哪去了？也许我孤陋寡闻，也许确实凤毛麟角，总之，在我的视野中，没有见到文革中真正整人的造反派、支左中的坏人站出来忏悔道歉。我要问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成年人，你们哪去了？
反之，我却看到这样的事例。人民出版社的一位老社长，也是一位对文革具有深刻反思精神的学者，但是她的书中曾这样愤愤不平地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这话讲得可以说很严厉，而且是在批评一代青少年人。但是如果反问一句：他们十六七岁就走上无知的道路，难道不是控制这个社会的上一代给他们安排的？而是娘胎里带来的？五、六十年代那些从事中共宣传工作、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上一代人，向未成年人灌输的是什么？难道不更应当反思、承担责任吗？今天怎么能这样轻松地把责任推到下一代身上，怪十六七岁的他们"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如果这是事实，那首先是整个社会教育的失败！我觉得具有这种认识的不在少数，但太过肤浅、太缺乏自我反思了。如果社会缺少自我反思，谈到的都是别人该反思，那么这对于真正总结历史教训和提高民族素质，特别是纠正其体制上的弊病以保证民族长治久安地发展，其作用甚至是本末倒置。
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不争论的方针，曾经是处理文革后这种责任纠葛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搁置民族内部的内耗和分裂，才能先填饱肚子起步改革。但是，忘掉它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则又会犯下割裂历史的错误。
我认为文革的责任，首先应该由当年的成年人来担当，不要把这种东西放到未成年人的肩上，这不合乎逻辑、不合乎历史真实。毛泽东、中央文革甚至很多的老干部在背后，各级的公安干警、各级的组织和街道积极分子在背后，全国的舆论工具在疯狂地鼓吹，这一切都推动着红卫兵们去批斗老师、去抄家、去打人。怎么今天后面的所有这些人全都看不见了呢？十五六岁的孩子在打人，你们那些大人在干嘛？把责任推到孩子们身上？那这个民族就太悲哀了。
北京红卫兵文革打死千人
"群众专政"折磨死160万人
米鹤都：第二个问题是据我看到的一些资料，根据有关部门1984年的统计，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420余万人被关押和隔离审查；而其中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的只有130余万人。172.8万余人"非正常死亡"；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却只有13.5万余人。这二者之间的差就是"群众专政"的结果，这等于说有近300万人的被关押、被隔离审查；有近16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是与法律（且不说文革中它的合理性）无关的。也就是说，群众专政打死、折磨死的人数为160万人。
现在的青年，已经不知道何谓群众专政了，它的实质就是一种私刑。一部分"群众"认为你是走资派或者反动老师，或者认为你有特务嫌疑、历史反革命等问题，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关起来，就打你、逼你交代问题。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迫害人的所谓"群众"，基本都不是学生，更不是当时的中学生。
我看到的另一些资料表明，北京市1966年破四旧中打死了一千多人。这一千多人当中，大兴惨案占了很大一部分，那是当地的贫下中农干的，跟红卫兵没直接关系。红卫兵们在北京破四旧中，应该是打死了一千人左右。他们在文革中开创了暴力的先河，开创了法外私刑，因此红八月的血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种意义上它成了文革的代名词，因此社会对这批青少年予以了更多的关注。社会对他们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出身于红二代，也是当时的官二代。而且他们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极大伤害了他们身边和社会上相当多数的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