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最恨为尊者讳，但这一次我却要为死者讳。不过也只是掩其姓名，并不掩其事迹。
我与郁君的首次见面是在分场场部欢迎我们新人的联欢会上。六九年底，我们一行数人千辛万苦总算到了云南农场的红旗分场。当年的中国，不比现在，若是不能搞出个像样的文艺宣传队，当领导的面子上比今天连年亏损的工厂厂长还要难看。我们这些人里面还真有干这一行的：能拉提琴的就有两个，手风琴更有三位。但我那单簧管就是滥竽充数了。当年为了能到农场当个农工，好歹吃完上顿有下顿，也就瞎说八道，面子顾不上了。
接我们来的分场陈干事，为了显示他的独具慧眼，特意组织了这场迎新联欢会。他让新来的两把小提琴与场部宣传队原有的两把小提琴汇成一气，组成他喜欢的四手联奏，曲目当然是当时脍炙人口的《红色娘子军》中四小战士舞。三位手风琴指定演奏各自拿手的外国曲目，陈干事很有经验，吩咐报幕的时候一律冠以《XXX人民热爱毛主席》，果然不出所料，一炮而红。尤其是杨君的手风琴独奏《土耳其人民热爱毛主席》，台下再三再四地不肯放过他，掌声铺天盖地。喂猪的张老汉，从来不言不语，这时也忍不住喃喃自语：“这么老远的，也难为他们还想着咱毛主席。”
入夜，各队观众终于散去，我们便到土台子后面卸妆。借着快要烧尽的汽灯，会拉提琴的文艺干事杜君把我们新来的人作了介绍，说今后就是一家人了，大家要互相有个照应。众人都齐声叫道：“好说！好说！”不少人在北京就互有所闻，在此一见，不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不过郁君我没见过，也从没有听说过。他并不以为意，一边握手，一边指着躲在他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女生：“我和她原来都是东城区造反派宣传队的。慢慢的大家就会互相认识了。”言语中似乎带有一点点南方口音，软软的，不过不是道地的北京人很难发觉。
“那你可认得康萝卜？”黑暗中不知哪个对京城文艺界了如指掌的人立刻问了一句。
“认得，认得。”他连忙应声答道，“他是首席。”
有了共同的朋友，一时仿佛更近了许多。杜干事见大家如此一见如故，便索性介绍说，郁君与躲在他身后的女生已由革命的战友升华成感情的朋友了。众人不免又是一阵喝彩。不过汽灯太暗，我尽管好奇，也没有看清这个女生的眉眼。好在来日方长，大家总还在一起，有的是时间。
约莫是插队差不多一年有余，我调到场部，钟君调到场部的学校，陈君调到分场的执枪连，邵君调到场卫生所，加上已在场部的诸位好友，一时间济济一堂。我们这群后生小子，心中便免不了生出范文正公的感慨：“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虽说没有“谪守巴陵郡”，却也十分快活。好友孙君竟笔走龙蛇，把一篇千古文章写满好几张上等宣纸，竹篱笆墙也被他糊得严严实实。
真正与郁君的结识是在我调到场部之后的事。一日正在百无聊赖之际，见郁君正在篱笆墙下苦练撒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别人专心致志，于是就上前搭讪：“我在北京的家是一处很老的四合院，房门上还有四个大字：‘富贵康宁’。文化革命到了今天，你怎么居然还保留着这么个名字。”这本是我的玩笑话，不想对他却十分唐突。他立刻紧张起来，放下提琴，正色对我道：“怎么？听到什么了？”我便抚掌大笑起来：“听到什么？富贵嘛，康宁嘛，听到说你很有钱。”他便更紧张：“什么？你也知道我是资本家出身？”
“哦，你资本家出身？”我不由得一楞。文化革命的烂污拆到如今，很少听到还有人这样自报山门。
“嗯。”他很懊恼自己的不打自招，刚才拉琴时神采飞扬的兴致全被我搅得一干二净。说罢便低头松了弓子，收起琴，准备进屋。“还有什么事？”他挑起眼睛看我，像是想赶我走，其实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并不属于他的房间。我极尴尬，半晌想不出话。我想告诉他，我并不在意这件事，甚至很愿意与他为友。但我心里明白，此时此地，说什么都是争取不到信任，倒不如走开为妙。
回到房间，我也无名地懊恼起来。晚上与同房间的朋友孙君说了，从他口中才略微得知郁君的家境。郁君家里是上海人，长在北京。从小循规导矩，初中三年，年年三好学生，保送本校高中。到了文化革命，因为父亲属于资本家，被抄了家。从此便一蹶不振。因为从小学习提琴，文化革命后期便参加了个宣传队，每日与琴为伴。插队下乡便和宣传队的女友一起同来。自从有了女友，情绪还算好了许多。
听到这些谁也不愿意再多听一遍的故事，我从此就格外小心，留意不要碰到他的痛处。他倒也不计前嫌，无论何处见到我，总还是以礼相待。
大约是又过了半年的光景，一次我们去一个路途颇远的分场演出，天色太晚，主人就留我们在当地过夜。郁君和我分到一处安歇。当晚主人款待我们吃了不少富含油水的饭菜，尽管我们早有经验，每次出差前总是准备几片止泄药，但多日油星未见的肚子大约还是不能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关照，用不了多久肯定会照样排泄出来。我们两人不敢大意，想等把稀拉掉再睡个安稳觉，于是便坐在床边神聊。他问：“你可发现我今晚油炸花生米吃得特多？”我答道没有注意。他便笑了，狡黠地冲我一点头说：“还行，你坐在我边上都没发现，别人不会知道。”
“那你怎么吃的呢？”我不解地问。因为那是一道主菜，众望所归，况且用筷子夹，一次能夹多少？老是朝那里伸筷子，马上就会被人发觉。
他像是看出我的疑问，竟像个孩子似地笑了：“这就是秘密。”不等我求他，他就开诚布公对我说：“如果用筷子夹，老不停地夹，不好意思。我每次出差都要带一个小勺，”说着就信手从裤口袋中摸出他的宝贝，“我吃油炸花生米的时候就用它舀。一舀一大勺。”说着就比划起来，虽然已经吃得很饱了，但他好像还在重温不久前的把戏。
教给了我这个秘密，我们两人的心一下子贴近了许多。一阵沉默之后，双方好像都在寻找可以拉近两人距离的话题。
他说：“上次我告诉过你，我家是资本家……”
我不想再扯出这个让两个人难堪的话题，连忙打断他的话头：“得，得，得。我不想听。受的罪还不够哇，刚享了口福，你这是想让我把饭吐出来吧？”
他执拗地说：“不，我想告诉你。你听我说。”
其实想听别人的秘密是对我最大的诱惑，我便不再坚持。
他的父亲原是个读书人，原籍宁波，世代书香。临近内战结束的时候，上海物价飞涨，家中并无许多不动产，手中的钞票顷刻之间便会成为废纸。上海出版界首屈一指的张老板与其父相熟，劝他不如把钱投在张的出版社，算作一个股东，今后不管什么人上台，都免不了要出书，总会有钱赚。他的父亲原来就对版本典籍颇有偏好，多年的积蓄有了这么一个出路倒也不坏。于是就把钱放到张老板那里。后来上台的是共产党，这家出版社迁到了北京，他的父亲便做了出版部的主任。但因为是股东，天经地义是个资产阶级，没有话讲。
其父一生谨慎，与国共两党从无瓜葛。因此，无论国共两党互相打架，还是共产党内自己打架，他都只是静静地看在眼里，默默地记在心中。家教极严，尽管子女个个优秀，但从不许在外张扬。所以六六年文革开始之前，政府倒也不大找这家人的麻烦。
文革一起，他家比那些次次运动整得死去活来的人家反倒显了些眼。那些人家大多早已整得一贫如洗，枉背了个资产阶级的虚名。而他家光是前后三进的四合院就早已让收水电费的居民组长垂涎欲滴了。于是首当其冲，做了抄家的模范。
所幸的是，他的父亲还有工资，几位兄长也已长大成人。他的境遇与许多人相比并不能算太坏，郁君自己也承认。只是从小一帆风顺，到底受不了别人的许多白眼。另外，父亲总爱用贪官污吏的下场教育子女，时时提到满门抄斩的恐怖，所以抄到自己的家，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也比一般人家的子弟要来得猛些。自那以后，一点风吹草动总是害怕。
“你现在不错了，竟然敢用勺子舀花生米，也是一个进步，”我不禁要给他一点鼓励。他不好意思地一笑，看得出，心里还是有些得意。我连忙怂恿他接着说下去。
日后他因为恐惧，患了失眠症。一夜一夜只能坐着。天长日久，身子不知不觉就坏了下来。倒是文化革命后期，两派为了保卫毛主席，打得不亦乐乎，他便在家里堵上门窗听交响乐，自得其乐。他现在拉的一手好琴，就是亏得那时的清闲。
后来他又指指外边，意思是指他的女友，说是有了她，什么别的事也不想，甘心就在这里呆一辈子了。我那时毕竟小他几岁，仍旧雄心万丈，对男女之间的鱼水之欢也不甚了了。但看他一脸满足的样子，也不禁走过身去，拍拍他的肩膀，道了一声贺。说来也怪，那天晚上没有拉肚子，二人倒身下去便鼾声如雷。
二天回到分场便听说，省歌舞团到农场挑演员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因为我们分场的水平他们早已耳闻，于是就直接下到我们分场。
这天，郁君慌慌张张跑到我们房间，我正好与锺君在闲谈。他便问我们是不是也去考一考，试试运气。我自知志向根本不在于此，当然不会去。锺君更是一位散淡的人，连连摆手。我与锺君相对一望，互相忽然都明白，他这是想探探我们的口气，看他是不是应该去一试身手。我们说，他是个中翘楚，全分场首席提琴，且名声早已远播，或许省歌舞团就是专程来顾他的茅庐，早已内定也未可知。经我们一说，他便大喜过望，频频点头。但又一想，若是他的女友不能一同考取，那岂不是要人各一方，又如何办？我们就劝他，如果省歌舞团求贤若渴，那就坚持一定要双双调走。否则，如此拘促小器的地方不去也罢。他便点头称是，又问道，若是他走了，放下众人仍旧在此受苦如何是好。这正是我们可以一显高风亮节的机会，我二人便道，能先逃一个就是一个，都困在这里，一个跑不掉也不是道理。况且来日方长，人各有志，不必多虑。他听了便不再多话，连连谢了，说是还要找他的女友过细商量，便告辞走了。分场其他的文艺高手也都摩拳擦掌，暗中积极准备。
省歌舞团为首的一位，白白净净的脸，听说姓顾，人称老顾，是省歌舞团革委会成员兼乐队指挥。政治经验自不必说，音乐修养一望便知差不到哪里去。另外随来的几位歌舞团领导在我们好酒好肉的款待之下便据实以告：如果能让老顾看上，十之八、九上调有门。我们心里有了底，便替郁君和其他准备应试的众人打算，纷纷献上如何攻破老顾的妙计。
省歌舞团的人只是随随便便见了一下分场领导介绍的几个人，还不等我们的妙计出手，就发表了上调的名单。几位实力派人物出现在名单上不出意外，文艺干事杜君与他唱山歌的妻子也榜上有名便显得突兀了一些。郁君的女友也在榜，却偏偏少了郁君的名字！
我们都大吃一惊，先是叹了老顾的眼光如此之低，辨不得良莠，再叹自己竟也识不得老顾其人。赶忙去看郁君，他也得到了消息，正在女友处苦着脸。他的女友早已哭成个泪人，见我们众人前去便收了泪，一旁抽泣。当初好端端的一件事，原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如今竟如此收场，大家好不扫兴。几个朋友提出找老顾讲理，问问他招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原本也是气话，他能讲给我们听吗？正在众人七嘴八舌乱轰轰闹成一片的时候，只见郁君忽然顿足道：“还不就是因为我出身资本家么！”说罢扭身出了房间，他的女友少不得又追了出去。众人无语。
上调的人欢天喜地，我们这些原本放荡不羁的人也凑趣赶上几顿送行的好饭，聊以自慰，皆大欢喜。只是苦了郁君和他的女友。天天哭作一团，把个好事哭得像是送丧。要走的人，知道今后还要接受老顾的领导，自是不愿造次，沾了晦气；不走的人也不好破口大骂，否则显出好像是自家没有本领，借酒撒疯。倒是郁君的女友颇有志气，声称自己也不走了，要与郁君守在一起。一听这话，众人便赶忙说，万万出不得如此下策，还是先走一步，慢慢再作计较。郁君看到女友在众人面前如此刚烈，感动异常，不禁又是泪流满面。
老顾带人走了以后，场部少了不少人，顿时清静许多。郁君只是天天盼着总场隔天才开来的邮车。他的女友倒也文笔流畅，差不多每次邮车来必有郁君的信，有时还不止一封。这样的书信往返说话过了几个月，我们这厢还在为郁君打气。他的女友寄来一张将辫子剪成齐耳短发的玉照，老友钟君便老神在在地作出这番评论：“剪发，为何剪发？剪发便成了妇人。这就是明志，表示始终不渝。”
众人于是大叫有理。郁君本也不是愚钝之人，一听此话，多日紧皱的眉头倏地舒展开来，于是众人翻出多日未曾沾手的乐器，大家合奏一番。
但女友的信慢慢地少了，郁君的头发和胡须却慢慢地长了，终日无精打彩，眼睛直直的。明眼人当然一看便知其中有了变故。但谁也不敢问他，怕给他惹出毛病来。
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有当初调走的人写信回来讲故事。原来老顾想在郁君的女友身上打主意了。
老顾结过婚。他的前妻是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演过电影《阿诗玛》中的女主角。据说，当年王光美曾有意选她做儿媳妇。后来不知怎么一来二去没有搞成。她原是出身云南的大土司，一转念没有国家主席这么大的保护，也得找个工人贫下中农脱胎换骨。于是老顾一献殷勤，她就嫁给了他这位上海工人出身，团里拉板胡的演员。谁晓得风水轮流转，刘主席成了叛徒、工贼。地处边陲的云南省哪里懂得朝廷里的奥妙，省歌舞团能抓出一个与当今圣上的仇人有瓜葛的人物，不说是报功请赏，就是放到茶余饭后作为谈笑的话题也其味无穷。于是七斗八斗就把她给斗疯了，脱了衣服满街乱跑。老顾是个工人阶级的好后代，这时已经是歌舞团革命委员会的大员，从板胡演奏家变成了乐队指挥，也就早早反戈一击。英雄救不了美人，只好霸王别姬了。当然也有人背后嚼舌，说就是老顾自己逼疯了妻子，这里聊备一说。
无论如何，老顾是见过美女的，又是上海人，门槛极精。看到郁君的女友颇有几分姿色，会拉提琴，来自北京，家中又是中国的医界名人，正中下怀。
不过说句公道话，一起招进省歌舞团的杜君在此事上也不大光彩。他们夫妇一则年龄过大，二则在农场的土台子上演演尚可，到省歌舞团就不能算是出类拔萃之辈。老顾当初招人也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无奈杜君是分场的文艺干事，手中尚有几分权力。杜君看到自己一把年纪，这乃跳出火海千载难逢的最后时机，便坚持一定要老顾带上他们夫妇，否则一个也别想招走。要不是这样的话，老顾绝不会把杜君夫妇带来。杜君心知肚明，虽说已调到省歌舞团，但不拿出点真货色来孝敬一下，老顾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他走人。他打听到老顾对郁君的女友有意，于是趁着北京探亲的机会就到郁君女友的府上拜访。女友的父母早知女儿的恋情，不免向杜君打听郁的为人。杜君一见机会到了，自是没有好话。女友的父母当即勃然大怒，写信痛斥女儿的无知，竟然找了这么一个混帐东西作朋友。杜君回滇之后当然邀功请赏，自是不在话下。
不到一年，梅开二度的老顾就把个如花年华的小姐娶过了门。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郁君倒还真是个情种，听到这个消息，终日不吃不喝，蓬头垢面，不及数月便把百病添齐了。由肝炎转而又添肾炎，最后病得剩了一把骨头。大约农场也怕万一有个好歹，弄不好会落得一个骂名，于是郁君一提出回京治病，马上挥手放行。
我当时已先于郁君回到北京，听说他住院了，便不时约了几位旧日朋友到北大医院去看他。每次去，不是见他在看书，就是听他在练琴。精神还不算太坏。可是他告诉我们，其实他很明白，情况并不好。
后来我从别的朋友那里听说，老顾总也改不了整人的习惯，又是板胡出身，不懂五线谱，乐队指挥是无论如何做不下去，自己便先就把心懒了。不知靠什么门道，夫妇两人转回了北京。这事我没敢告诉郁君，恐怕勾起他的往事，又会伤心，坏了身子。
我找到工作之后，整天到晚瞎忙，与旧日的朋友也就无法朝夕相处。后来偶尔见面，听说他还是因为那个讨厌的资本家出身找不到工作。要是身体好点，干些力气活，人家倒也不嫌弃他的家庭成分；偏偏他又是病病歪歪，那些好一点的工作，有权有势的人家还要打破头，哪有他的份儿！不过这些年他倒少了好些脾气，有了事也不往心里头去。我们都夸他有涵养，他听了也乐，说是让我们给教出来了。
渐渐就过了好几年，一直没机会见面。记得后来在大街上还真遇上他一回。当时我提起有办法买到官方翻印的外文书，他还是在云南时那付小心翼翼，生怕惹祸的样子，说他父亲一辈子就在出版界，很懂版权，不相信政府会这么大张旗鼓地翻印外文书，让我买书的时候一定不能大意。我跟他说，这就是他少见多怪了，我们没参加国际版权法协定，外国人的书政府想怎么翻印就怎么翻印，谁也甭想管。他两眼朝四下望望，一个劲让我放低声音。后来跟我到了我家，看到几可乱真的《韦伯斯特世界大辞典》，他才不免对此叹了一回，道：“既是如此，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本《杜登图解字典》？可不要说是我买的呀。”我自是一口答应下来。
后来很久没有再见面，听说他要隔周洗肾才能过活。再后来，等我去德国留学也就从此断了音讯。间或从其他云南旧日的朋友口中听说的，大都是关于他处境不大好的消息：妻子是个歌唱演员，夫妻感情不和；现在正在等人捐肾，医生说只有换肾一途了，等等。
“六·四”之后的第二天，虽然戒严的军队开始占了上风，但到处依然还是乱糟糟的，七零八落被踩烂了的自行车，砖头、木板丢满了一街。天安门一带正是戒严的中心，博物馆值班室打来电话，让我不必去上班，以免发生误会。我正乐得不去上班，便抽空到新街口邮局，想给苏州的表姐发封电报。我的母亲正住在表姐家，我想让母亲拖一段时候再回北京，免得受惊。但邮局打电报的人排出一里多地的长龙，非有几个小时不可。我还有妻子交代要买的方便面，那也是这几天大家疯狂抢购的目标，我一看只好作罢。
于是我就信步走到住在附近的一位云南旧友关君的家中。好些日子没来看他，我也想见见“风波”过后的故人。他正好在家，见到我后自是兴奋不已。他今天早上刚刚爬进一辆烧毁的坦克车里面大开了眼界，另外还帮助几个学生运了不少中了枪伤的人和几具尸体。血湖血海，煞是怕人。
接着他又说，郁君最终还是死于肾病，幸好早几日去了。他去医院看过，还陪着到了火化场，要是死在这几日，恐怕连个停尸的床位都不好找了。他还告诉我，郁君的妻子正在和郁君闹离婚，火化也没去，有个孩子，也没去。这回好了，也用不着离婚了。二人不免叹了一番，我便无精打采地告辞出来。
外面是北京六月的骄阳，分外刺眼。满街是抢购的人群和荷枪实弹的士兵。没人注意到我，就像我没留神，也没注意到郁君的死。
吉光片羽斋，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