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即使2019年10月撤回修例，文章仍呼吁公众公开反抗香港政府；在《国安法》实施前，公开要求制裁政府高级官员；《国安法》后仍间接但易于理解地表达希望实施制裁。法庭认为，其中17篇文章均客观上具煽动性，旨在引发对政府憎恨、藐视及挑动对其离叛。
2019年4月28日的反修例游行。（资料图片）
持续削政府合法性、远超法例容许范围
针对有否串谋发布的协议，法庭认为，黎智英与高层案发时均知悉文章具煽动性，该些文章与黎的政治观点一致、亦获黎的同意，黎批准发布是希望让抗争运动持续。法庭认为，须从黎的政治立场解读涉案文章，并进一步裁定，黎是利用《苹果》实现其反中国的议程。
法庭指，黎认同西方价值，视中国堀起为对世界威胁，并认为西方应团结对抗中国，其“终局之战”（end game）是要改变中共政权。法庭形容，黎沉迷于将中共价值改变为西方价值，以制衡中国影响力；又认为中国是独裁政权，希望中共不再执政、或至少习近平下台，目的争取美国及西方支持，动摇中共管治。
法庭认为，涉案文章普遍支持黎的议程，黎是有意识地利用《苹果》和其个人影响力，进行持续不断的运动，意图削弱中央及特区政府合法性或权威，及损害中港政府与香港居民关系的目的，远超出煽动罪第9（2）条免责辩护所允许的范围。
指高层成为协议一分子黎智英为主脑
就《苹果》副社长陈沛敏等从犯证人供称，涉案文章非为批评而批评，而是旨在改变认为错误的政府政策，包括希望撤回修例、不要滥暴等，法官认为，高层完全知道黎智英反中立场、及望损政府合法性的议程，但他们仍愿意随黎行事、成为协议一分子，同样超出法律范围，裁定案发时存在协议，黎智英为主脑，其他人知情及愿意参与发布煽动刊物。
控罪二：黎智英有否与《苹果》高层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请求”可明确或隐晦、毋须实质致制裁
至于黎智英另面对的两项勾结罪，控辩双方早前就何谓“请求”争议。法庭裁定，按一般及普遍意思，“请求”可以口头或书面提出，亦可以是明确或隐晦（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重要的是作出请求的人，意图由外国实施制裁。法庭不关注制裁措施的有效性，而是相关措施是否针对中港政府；亦认为对政府官员的制裁，也符合条文对外国制裁的定义，科技禁运亦可算作“封锁”或“敌对行动”。
法庭续指，就勾结的控罪元素，仅包括被告作出请求、该请求是向外国作出、目的是制裁中港，并不要求行为实质上导致任何制裁、封锁或敌对行动发生，罪行是“行为罪”而非“结果罪”。法庭亦不同意，须证被告知道协议是违法，因对法律无知并非辩护理由。
黎“意志坚定、大胆和不服从”
控罪二指黎与《苹果》高层勾结外国势力。法庭指，无疑黎智英在《国安法》生效前透过《苹果》、Twitter账户、访问等公开请求制裁，亦与《苹果》高层达成请求制裁的协议，问题是《国安法》后，协议有否继续？
法庭考虑的，包括黎智英的性格。法庭指《国安法》后，黎智英无再公开直接请求制裁、高层亦尝试减低风险，但与此同时，从黎对个人背景的自述、以及《国安法》前后不同场合的公开发言，可见黎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强烈看法、且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如被捕后曾受访称，如知道将发生的事仍会做同样选择，因这是其性格。法庭指，黎塑造的形象，是虽年纪较大，但“意志坚定、大胆和不服从”，为其目标奋斗至最后一刻，“此形象与我们对他52日出庭作供的观察完全吻合”。
黎《国安法》后仍间接隐晦请求制裁
法庭续指，大量证据显示黎在《国安法》生效后，仍继续表达其反中国的立场及请求外国制裁，只是透过较间接和隐晦的策略、收敛激烈言辞。例如2020年7月1日《国安法》生效当天，报章列出两页政府高官等肖像、指为“历史纪录”；7月4日论坛版主题“国际棋盘上的香港”，有三篇文章支持制裁；黎智英〈时间就是武器〉、〈大时代快将来临〉称美国制裁不会减少；黎12月受访称，希望美政府会以人权、法治等作为与中国贸易谈判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