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法庭指黎智英《国安法》实施约一周后开始的“Live Chat”节目，形容中国为西方世界“敌人”、每一集充满黎的反中立场，举例黎曾提及“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国，就将被中国改变⋯⋯美国现在是在单独对抗，当德国、欧盟、澳洲、加拿大等意识到无法靠自身抗衡中国时，就会慢慢加入美国的联盟”，是隐晦地请求外国与美国合作，对中国采取行动。法庭又指，黎的 Twitter在“灰色地带”运作，如他于8月评论美国制裁中港官员的新闻，提及“那些取消参选人资格的选举主任呢？他们应该为决定负责任吗？”，是隐晦但清楚地请求制裁选举主任。
法庭认为，黎智英《国安法》前请求外国制裁的行为，在《国安法》后没有停止，黎即使知道有法律风险，仍继续请求外国制裁，其唯一调整是形式而非实际上，由《国安法》前公开直接请求、改为较间接和隐晦地请求，但其意图依然如故、继续推进串谋，协议亦持续至《国安法》后，裁定罪成。
公司被告对串谋知情且愿参与
三间《苹果》公司同时面对控罪一及二，法庭裁定两罪串谋得到各公司被告配合，而黎智英和六名高层共同行事，是各公司被告的生动体现，他们身为董事，也是各公司被告的决策者和指导意志，故他们就控罪所具意图，也是各公司意图，裁定公司被告对串谋知情且愿意参与。
控罪三：黎智英有否与陈梓华、李宇轩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黎对 IPAC及 SWHK等工作知情
控罪三指控黎智英与“重光团队”勾结外国势力，法庭指，无疑《国安法》前后，Mark Simon、李宇轩、陈梓华、刘祖廸等人有协议，进行国际游说，寻求国际支持在港的抗争运动，并有意将请求外国制裁纳入其行动之一；黎智英亦一直意图请求外国制裁。那黎智英是否这协议的一分子？
法庭指，控罪三主要依赖陈梓华证供及黎智英讯息，法庭接纳陈的证供，包括陈供称黎知道“G20”众筹，并透过 Mark Simon给予财政支持；黎望团结“勇武”与“和理非”，藉陈梓华与“勇武”连系；黎又指陈可透过 Mark Simon联络他，Mark Simon会尽力协助和满足其要求，法庭认为如非黎的指示，看不到为何明显是大忙人的 Mark Simon，会不怕麻烦与陈梓华见面、帮助他及给意见。
法庭又接纳陈梓华称，Mark Simon建议 SWHK（Stand With Hong Kong）加入 IPAC，认为考虑到黎与 Mark Simon的关系、对 IPAC的认知和对寻求国际支持的重视，黎“本质上不太可能”从未被告知 SWHK加入 IPAC；亦接纳陈称在 Mark Simon协助下成为 SWHK US的成员，组织几乎每周向 Mark Simon汇报。法庭认为，若 Mark Simon非黎的“左右手”，不可能有如此影响力，唯一合理推论是 Mark Simon得到黎的同意处理 SWHK US事宜，黎全部知情。
指 Mark Simon向黎汇报游说活动
法庭又认为，黎智英知道李宇轩、陈梓华和刘祖廸在《国安法》前后也有参与国际游说，当中 Mark Simon作为“耳目”，向黎汇报香港对美游说的活动；陈梓华亦供称，黎智英知道李宇轩2019年12月与 SWHK成员访美之行，又在台北叫陈和刘祖廸与较低级别的“台底”外国官员建立连系。法庭亦裁定，黎智英知道 IPAC及其工作，当中《苹果》曾大篇幅报道“揽炒巴”加入 IPAC、又曾访问“揽炒巴”，黎 Twitter亦有分享访问及向他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