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又举例，黎称2019年7月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及国务卿蓬佩奥见面，并非预先安排，惟 Mark Simon发出的讯息显示事前已安排和确认，认为黎显然欲淡化他知情及游说目的；黎亦一度否认该行曾请求制裁，但被展示《苹果》在他访美后一篇报道后，改称有提及。法庭又指，黎称“Live Chat”是个人节目，与《苹果》无关，但 WhatsApp讯息显示他常与《苹果》高层谈及节目制作，认为节目是在《苹果》员工、高层和平台协助下进行，用意参与国际战线。
拒信对 IPAC完全不知情
就袁弓夷在《苹果》发布影片，促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驻军保护香港，黎称不知情，惟讯息显示他曾与袁弓夷谈及影片、又表示支持，法庭认为黎是尝试与袁撇清关系、说法难以置信。至于黎称会见陈梓华是要安抚“勇武”，法庭同指不合理，指难以理解陈作为“和理非”如何安抚“勇武”，证据亦显示黎同样望陈梓华参与国际游说。
至于黎智英称上庭前完全不认识“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法庭同样不接纳，指根据他与 IPAC创办人裴伦德（Luke de Pulford）和顾问罗杰斯（Benedict Rogers）的大量讯息、其 Twitter帖文及《苹果》就 IPAC的报道，均显示黎对 IPAC游说活动知情，认为黎称无兴趣、不知道等解释，是荒谬可笑、完全难以置信，拒纳黎的案情，即“由《国安法》前热切地要求制裁，至《国安法》后突然停止请求”。
针对黎智英的三项控罪，法庭是如何裁定罪成？
控罪一：黎智英有否与《苹果》高层串谋发布煽动刊物？
黎智英为“舵手”、利用《苹果》为平台实现政治议程
控罪一指黎智英与《苹果》高层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法庭接纳前《苹果》高层供称，黎作为《苹果》“舵手”，密切管理和亲自控制《苹果》编采方向，期望员工跟随其指示行事，他们不能对黎智英说不、如“鸟笼”自主；黎的政治观点亦对《苹果》编采方向有重大影响，社论及论坛文章以其立场为指引、社论作者亦须获其许可才聘请。
法庭认为，黎是主导和支配（dominating and controlling）的老板，在《国安法》前后，利用《苹果》为平台传播其政治观点、实现其政治议程，如发布同情示威者、支持小店等报道，并进一步推论，黎意图并知悉《苹果》报道与文章观点，与其政治立场一致。
指涉案文章显示对中共严重敌意及偏见
就涉案161篇文章，法庭指“小心全面审视”后，发现文章普遍及持续显示对中共“严重的敌意和偏见”，包括把中共、警察、中央和特区政府描绘成意图伤害港人的“敌人”；中港政府官员受严厉批评、亦成嘲笑和贬低的目标，如将前特首林郑月娥描述为“邪恶”、习近平为“习帝”、警察为“黑警”，引憎恨和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