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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记者手记|我们只是想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

对“艺术即媒体”的方法深信不疑的艺术家,比我们更好地履行了“倾听受害者主观的不正义感”的公民责任,而没有轻易地掉转过头去。与他们站在一起是水瓶纪元坚定不移的选择。虽然长报道未能问世,但“艺术家被行拘”的消息稿得到大量转发,更是短暂地被腾讯新闻加入精选推荐至首页,涌现了大量支持艺术家、质疑地方政府“打击报复”的“活人评论”。每忆及此,我便对身处如此逼仄的媒体环境仍心怀希望。

,是因为还有这些人的存在,还有人愿意开口说话,我的工作才可以继续。

新闻报道在这个时代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它还在创造人与人的连接。兰州警方抓捕海棠作者一案,也是因为这种连接才得以有报道空间,事件最初作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紧接着有律师、学者、公众接力讨论,很多律师伸出援手,才有了非常大的关注,即使面临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作者、律师和学者仍然勇敢地接受了采访,我们站在一起完成了这次报道,这是今年中国社会少见的有行动力和活力的社会动员,我也通过这次报道结识了一群仍在做事的同行记者和律师们。很欣慰的是,一些作者的案件有了比较乐观的结果,她们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案件波及的作者人数比较多,我们尚未能了解到所有人的情况,7月底时,一位作者发文筹集近30万的罚金。

安徽和兰州警方对海棠作者的大规模抓捕,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这件事关乎的不仅仅是某个小众群体的权益问题,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包括写作自由、言论自由、性幻想自由…..同时事件也暴露了当地警方对法律和网文创作的无知,以及保守落后的观念。警方也是由具体的人构成的,我记得采访律师的时候,她提到除了法律问题,我们还要看到这些警方观点形成的社会文化土——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耽美文学会危害社会,他们对于LGBT人群的看法,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复盘6月份的报道,我认为仍然存在遗憾的是——在言论自由报道框架的基础上,未能突出性别视角。耽美作者以年轻女性为主,被抓捕的大多是女性作者,而抓捕者以男警官为主,审讯过程存在大量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此外,十多年来,公权力对耽美作者群体的打压从未停止,也能从中看出父权对女性创作、女性性自由、LGBT人群的态度。我们需要看到,这不止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也是一个性别问题,就像在探讨社会革命时,我们也必须思考清楚女性的革命在什么位置。

对于新的一年,我仍然抱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只要有人还愿意说话,我和记者同行们的工作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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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羊毛

父亲工伤断指后,我见证了法律的灰度

编辑|滚木

我不是全职写作者,写作经验局限在非常个人化的表达上,在写作自己稿件的过程中,专业的编辑指导,一来有在不断鼓励我的表达,表达需要过程和练习,二来也有在指导我深入挖掘和描写个人情绪背后的所见事实,站在尽量客观的立场去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也很感谢编辑支持了我对一些不确定事情上的犹豫,并帮助我润色文本,比如过于主观描述事情的程度、相关方的反应等等,在更有张力的文字效果和尊重事实之间选择了后者。

对我来说,新闻的意义是让人们看到不同视角的真相,而不是只有一种或者少许被主导的视角的叙事。

撰稿人|夜莺

高举海盗旗的尼泊尔Z世代:从街头运动到政治再造

编辑|木楠

其实很久都没写过这样的报道了,上一次还是2022年的伊朗头巾革命。

刚知道尼泊尔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到的也是伊朗。两次起因完全不同,但我心里那种迫切想要记录些什么的心情是一样的,我想要回到一个现场。

再一次碰相关的选题,感觉自己这几年像蛇一样,蜕下了一层皮。

我还记得,22年的我是怀着怎样的愤怒重新开始写作,又在写作过程中痛苦地发现,自己已经把一些东西完全内化,所有文字会在脑内穿过两次。

其实当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也是在这个不做自我审查的团队里,我意识到即便自由真的来到,我也未必能够接得住。

那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开始明白赫塔·米勒的意思。她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所以又写了几篇后,我停笔了。休息是必要的。

我知道,疫情后我需要的就是想清楚和疗愈。一整年,除了论文我什么也没写。我想要确定我还想不想要写,想要写什么,以什么方式写,哪怕只是作为爱好。

显然,我找到了我的答案。

做尼泊尔这篇稿子,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受访者。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英文采访,难免紧张。第一天采访的是Aneem,他的女儿对我们很好奇。采访中途,女孩隔着屏幕害羞地和我们打着招呼。过了一会,她换上了来自印度的传统纱丽,兴奋地给我们展示。这种纯然的信任,让我们开始相信,自己能够做好。

后来的两位受访者,与伊朗那篇文章也有些渊源。Koan提到,正是看了那篇报道,他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两周里,我差不多八九次采访,这一次可能是最有互动性、最有意思的一次。”而记者Bibek告诉我们,他之前就读过那篇文章,在他还在上海的时候。

我和22年的大家,在那个节点上,因为想要做些什么、说些什么站在了一起,彼此通过文字产生了连接。这些连接又把我带到了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又和新的好人一起继续做事。

去年刚回国时,我在日记里写:

“我的心在过去的轰炸后像是被拉高了阈值,以至于对很多事在这里发生都能产生一种毫不惊讶的情绪。或许是麻木,但也不像,我依旧难过或者愤懑,只是我对一切的结果不再抱有期待。但我还是会去做,因为不做什么都不会改变。”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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