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我，依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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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李桂芳
比亚迪撞向十堰重庆路小学，多名学生和家长死伤
编辑｜滚木
通报中，官方回应的常是重大突发事件。区别于十年前、二十年前各家媒体的争相报导，现有媒体碍于不可抗力，报导公共事件的频率和深度均更小。仅存的十几家调查向、监督向的机构媒体肉眼可见地以年为单位衰落。选题难过，出差不易，报道易毙，有些事件甚至连通报都没有，完全不容许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公民知情权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被大幅侵害。在这样一个通报时代，新闻才更珍贵。
发生了什么事？事情何以至此？有哪些系统性或行业性漏洞？大型事件中各涉事方应承担何种责任？个体悲剧背后有哪些结构性问题？当局是否在着力调查？受害者有得到妥善安置和应有赔偿吗？通报有时只会一笔带过，连基本情况都未告知。
提供报道和通报的主体不同，发表目的不同，呈现内容亦会不同。一些记者视角下的观察不会出现在通报中。记者需要在场，事件需要被看见。在冗杂的、未被核查的、易消散的线下和线上讯息中，记者能/应找出并梳理有价值的，需被关注到的事实、问题和逻辑，向相关方问责。对于未发布通报的事件，报道也能督促官方和涉事方尽快回应公众。
我接触的很多受访者未能像香港大埔火灾中的人一般，可以接受社工的心理援助，有权献花、成组织地哀悼，在成群的镜头前自由表达。面对Ta们的往往是监视、噤声和恐吓，仿佛犯错的是Ta们。如无报道，这些人该如何被看见？部分受害者该如何维权？
以随机伤人事件为例。近几年，此类恶性事件的高发频率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往往会陷入恐慌，受害者和目击者尤甚。在有限的做稿经历中，一个主观感受是，愈来愈多的人在试图寻求一份解释，认为事件应该被“爆出来”而不是“遮丑”。在短视频平台，我看到一张张愤怒、痛苦、坚忍的脸。来自各地的人们试图发声，直率袒露或隐晦表达，脸庞转瞬即逝。
一位读者说，在一味噤声和只准许通报出现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与悲痛？”公众总有途径得知某时某地好似发生了某事，由此引发的情绪不会消失，只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爆发，很可能导致更难以预料的后果。
某种程度上，记者也在为未来的人写作，为历史留底稿。即便通宵赶出的长文一夜覆灭，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仍留有它的痕迹。
期待未来在水瓶纪元产出更多有价值的报道。新的一年，祝同行者们自由、勇敢、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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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张燚燚
一名富士康资深女工的抗争记
编辑｜滚木
最初认识小芳是因为关注工厂女工的性别问题，她曾就被性骚扰一事公开发声呼吁工厂和妇联正视问题、改善女工处境。建立联系不久后，就听说她被富士康“丢”了出来。
一年多来，见证了她从文字到视频，从私人账号到公共场域的持续发声。也听说有不少媒体接触她，但往往没有下文，或行文倾向于聚焦“女工自考成人本科”或“基层女性如何自我托举”等话题。
恰逢那时了解到更多像小芳一样的工人遭遇工厂的系统性逼退，幸好有水瓶纪元愿意关切劳工维权，才有机会发出这篇文章。发出后，有更多媒体记者、短纪录片拍摄者接触小芳，但往往在“报题”处卡住，又没有了下文。
文中有引用郝正新律师的一句话：“她的整个维权过程穷尽了一个劳动者所有的合法手段，透视了在中国的劳动者维权各个环节的困难。”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将基层劳动人民的维权事件视作洪水猛兽或可冷静旁观的选题，也是如小芳一样的工人群体在支持系统缺位的情况下会遭遇的困难之一。11月，深圳另一个工厂的员工就全厂取消加班（五天八小时、只拿基础工资）发生大规模罢工事件，再次佐证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的事件。很多现场我们无法一一去到，但新闻也不仅只关乎宏大叙事，在寻找一个路径来报道一些难以走向大众的问题时，也可以尝试通过个体的叙事来表达普遍的工人处境。
文章发出后，虽然并没有就此改变小芳的遭遇，但有来自不同圈层的读者愿意去连接和关注小芳，并成为了她的“重要她人”。一篇报道如果可以破除仅是同温层的互相看见，让不同处境的人通达彼此，至少产生了新的际遇和可能性。这依然是新闻能够鼓舞人心的时刻。
最后更新一下文章主人公之后发生的故事：8月中旬，小芳起诉富士康案件一审结果显示败诉，小芳上诉到二审。10月中旬，友玲与前公司就非法解雇一事的仲裁开庭，11月末，友玲仲裁胜诉，但很快得知前公司提出了上诉。近来，两人正在帮助另一位刚被工厂解雇的女工收集证据、提起仲裁，一边准备和等待各自的一审和二审。她们的战斗还没结束，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多多关注。
（坚持维权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见，一位跟她出身类似的企业管理层的读者带着鲜花来看她，而她惊喜地发现，她们也捎来了一位朋友的问候——而这位朋友，是激励她继续深造的社交媒体偶像。人生何处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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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索尼克
“不可抗力”面前，日本乐迷与厂牌的失落和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