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纪元的初创，来自一群不同世代的新闻人“出走的决心”——不自我约束，尽量写应该写的。
如果你从一年前开始看我们的文章，你应该知道我们想讲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希望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事情很重要，我们就去到现场；既然我们在现场，我们不想对事实进行任何阉割和粉饰。
我们相信新闻的力量是让人们看见彼此，也看见共同面对的复杂现实，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同理与共情。
这个国家的人口是那样的多，而说出来的故事，却是这样越来越少。仍然有很多这样的时刻，让我们看到新闻仍然重要。譬如坚持维权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见，一位跟她出身类似的企业管理层的读者带着鲜花来看她，而她惊喜地发现，她们也捎来了一位朋友的问候——而这位朋友，是激励她继续深造的社交媒体偶像。人生何处不相逢。
尽管没有热搜，警察的不期而至也会让记者以这种哭笑不得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新闻价值判断。当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者被迫沉默，旧闻也成为新闻写作的对象，记者们意识到自己被托付的记忆弥足珍贵。当记者有更多机会与采访对象见面，而不是存在于社交媒体狭窄的对话框，她们得到了更多人对记录工作的感谢。
今天仍然在意“新闻”，确实需要勇气。人们早已经在社交媒体的琐碎片段中留不下什么可靠的记忆，何况事件总是裹挟过多想当然的情绪，从狭窄经验出发的判断，以及越来越多的对他人莫名的敌意。新闻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新闻并不比其他信息更被信任，甚至因为无法取悦任何一方而陷入孤立；采集新闻的人也早已不敢奢望自己得到善意的支持，甚至时时在担心网民的攻击和当事人的反噬。
然而我们仍然相信做新闻是一件幸事。无论如何，上路去往远方，关切他人的生活和苦难，在现场，观察，提问，被回答，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公共意义，都是一种特权——在某一些被刻意原子化的社会尤其如此。这是学习之旅，也是成长之旅。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相信，人们一定会关切他人的生活；一些没有新闻背景的作者逐渐了解，新闻的意义在于，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群体都能相对信任的客观，那是社会凝聚共识的基础。
所以，我们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报业时代的传统，请作者们回顾这一年，在现场，她们所见，所闻，所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改变这个时代，但是我们只鳞片爪地记录它，留下一个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长的未来，定义它的能力。
CDT档案卡
标题：水瓶纪元年度记者手记｜我们只是想留下蓝底白字之外的故事
作者：水瓶纪元
发表日期：2025.12.31
来源：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
主题归类：记者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撰稿人｜阳宝
回到武汉：五年前没有说完的故事
编辑｜赵小鲁
今年2月，我原本去武汉旅游。作为疫情开始职业生涯的记者，武汉街头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五年前：原来武汉这么大、武汉三镇之间这么远，交通停摆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到底是怎么去上班的？在九峰山烈士陵园门口，所有来看李文亮医生的人都被当“不法分子”对待，必须上交手机和包包、填好身份证和户籍信息、由专人带领才能进入陵园献花。
很多时刻，屈辱和难过混在一起，我的眼泪和五年前一样多而容易。
五年前我是杂志的实习记者，从过年到四月武汉解封，我都闷在家里采访，没有休息的时间，在记者群和求助群里，我们收到的海量信息、看到的东西远比外界了解到的惨烈和绝望，那些信息让你无法不关心武汉，无法停止为武汉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愤怒。
在线上做报道的时候，我总是会想，有一天我会长大变成成熟记者，我会有能力在现场做报道。但之后的日子，作为新记者最有力气、最需要现场锻炼的头两年都在封控中度过，社会编辑部一间间消失。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在想自己为什么运气这么差，为什么我们的命运是这样子的。关于做记者，我甚至没有目标，只要做一个可以出差、可以采访的记者就好了，我都不是要当什么名记者或者伟大的记者，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
从清零封控政策结束到2025年，又过了两三年，搬了好多次家，离开机构媒体，作为自由撰稿人又送别了好多编辑部，一度觉得真的没有地方再可以做报道了。
水瓶纪元一定延续了我可以继续做记者的职业生涯。在水瓶，我相继做了珠海撞人系列报道、潮汕商家闭门躲检查的报道、以及武汉五周年的报道。和外界常常的反馈相反，我并不觉得这些题目敏感，它原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我喜欢编辑在选题会上说：选题是没有禁忌的，唯一要考量的是在发布报道时对记者和受访者的影响。
选题是没有禁忌的。这样的目标实在太重要了，作为审查时代出生长大的记者，审查和禁令对我们的伤害远远不止不能刊发的报道和拿不到的稿费，而是会让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无法看清真实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人，哪怕我们要做提供事实的工作。
在武汉，我决定去见一些人，那些五年前的采访对象们，或因采访结识的人们，我始终无法忘记那段时间的绝望、愤怒、和一种后来少见的公民团结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