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赵玲玲
2025年在水瓶纪元写作的稿件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失去”。
创作者失去创作的自由，在审查红线下被阉割、噤声；居民失去了不被打扰的权利，与蚊子缠斗，运动式治理让防疫又一次沦为“政绩表演”；有人失去了旅行、看演唱会的权利，被迫取消航班、门票，为国家姿态买单；普通人失去了知道真相的权利，街头的声音被更宏大的口号替代。
作为新闻从业者，我也在不断“失去”：报道口径收缩，新黄色新闻（编辑备注：新黄色新闻，也有学者称为“消遣型新闻”，指网络短视频平台上的一类短视频。这些视频的形式基本固定，主要记录琐碎新闻或生活趣事，缺失新闻基本要素。）泛滥，“烂尾新闻”不断，有时连我自己都忘了，上一次关注的社会事件后续如何？
蓝底白字通报时代，如果无法改变什么，新闻还有什么意义？我相信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处于这样周而复始的天问中，我也带着这样的自我质疑度过了又一年。
在今年12月，最后一篇稿件中，我写了因外交风波被迫取消的日音演出。一位乐迷在采访时对我说，日音市场太过小众，连“失去”也显得人微言轻，他知道报道无法改变什么，但还是谢谢我“愿意记录下来”。
采访结束的当晚，我听着滨崎步的《love song》，在手机备忘录中写下“捍卫我们的个体生活，如果无法捍卫，那就记住它是怎样消逝的。”
我想这是新闻对我的意义：去看见、记住并珍惜已经失去的，即使无法改变，但我还在场———我看见了，我看着呢。
感谢在水瓶纪元写作的这一年，我把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自由”地记录下来，我想记住这种自由，它生而应得，但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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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胡安
失联艺术家下落：陕西榆林警方行拘20日
编辑｜路那
离开机构媒体几年了，仍然自诩为媒体人。有时朋友介绍我，还会刻意加上“独立”二字作为前缀，仿佛自带荆棘与荣光。我也曾把自己发起的行动主义内容平台称作“独立媒体”。但“独立”究竟是何意味，我此前其实并未深究。
民国《大公报》的“四不”办报方针，如雷贯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然而，“客观中立”从来都是新闻业的“神话”，在今日的政治环境和舆情生态下，面对大量信息审查和污染、意识形态对立和偏见，“意见的自由市场”即使存在也几近失效。我们不能不正视自身的信念，思考如何将想要倡导的进步价值，融汇在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中，其核心使命仍是公共监督和问责。
今年带给我最大身心挑战的报道经历，无疑是小壕兔“污染”事件，以及次生的艺术家坚果兄弟、策展人郑宏彬“被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一案。关于早年气田钻井泥浆填埋的“污染疑云”，早在2019年坚果兄弟“农夫山泉”展览引发大量媒体介入时已有详细报道，但当年的官方调查仅处理了违法排放废水的煤矿企业，小壕兔乡政府层面则指“不能判定死亡人员死因是由环境问题导致”。中石化华北分公司一度被责令停止钻井、全面自查气田开采中的泥浆和压裂返排液处置情况，后续却并未对外公布详情。在此三年前，陕西省环境督查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在查办相关举报后，亦曾通报否定小壕兔乡水污染与天然气开采的关系。媒体热潮过去后，十年间就地掩埋的泥浆池仍是原封不动。
这次回访缘起于小壕兔村6组村民反映本村近年已成“癌症村”的“求助信”。在走访多位重症村民、访问了解气田开采和排放近况、实地绘制气井与村户距离地图后，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策划执行了“举白旗投降的羊”艺术行动，而我也全程同行参与其中。事后得知，两人行政拘留被释放前两日，还曾被榆林公安密集提审、追问我的情况。
在他们被拘留的10天内，我连日寝食难安，一边担心他们有被转刑事的风险，一边又深深焦虑和自责于自己无法拿出称职的长报道——我掌握的材料，并未超越以往报道；污染与疾病关系的不确定性，也是此类事件的通病，很容易被政府搪塞过去。我甚至不确定，这样一篇稿件是会为他们正名，还是被当地曲解为“不实信息”“造成负面影响”的“同谋”。我第一次直面行动者和报道者身份边界的张力。
那时为我带来慰藉的是哲学家朱迪斯·施克莱的书《不正义的多重面孔》。她认为，在“不幸”和“不正义”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稳定、严格的边界，它往往和我们的意愿和能力有关，是否站在受害者的立场采取行动。“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一区分，不只是为了理解自己的经验，也是为了控制、约束会使我们的安全与保障陷入险境的公共层面的危险根源。”
对“艺术即媒体”的方法深信不疑的艺术家，比我们更好地履行了“倾听受害者主观的不正义感”的公民责任，而没有轻易地掉转过头去。与他们站在一起是水瓶纪元坚定不移的选择。虽然长报道未能问世，但“艺术家被行拘”的消息稿得到大量转发，更是短暂地被腾讯新闻加入精选推荐至首页，涌现了大量支持艺术家、质疑地方政府“打击报复”的“活人评论”。每忆及此，我便对身处如此逼仄的媒体环境仍心怀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