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死于构陷、出卖、绝望。文革这场"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全民大厮杀，演绎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人性的所有丑恶、所有人的人性龌龊。王少舫演出了"董永出卖七仙女"的一幕，是把严凤英推下悬崖的最后一击，《天仙配》这个神话，就被现实永远玷污了，于是，在严凤英身后的世界里，你越是赞扬黄梅戏这两位老搭档舞台合作的天衣无缝，便越是衬托了人间背叛的不道德和沈沦深度，而那些严凤英传记性的广播剧（特等奖）、电视剧（飞天奖），还有"严凤英、王少舫舞台艺术研讨会"等等，皆不免流于苍白和刻意躲避残酷真相的虚伪，即使有王冠亚的亲自参与，也无补于事。
4、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1986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几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
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发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如果允许简单一点的描述，这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种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这么一来，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所谓"三支两军"，至今仍是文革研究的一个盲区，几乎无人涉猎，恐怕连最简单的大事记和基本数据都还没有。这个可以称为"军代表执政"的时期，虽然不过是"全国军管"的别称而已，但它跟世界上的许多"军政府"不一样，尤其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并无失权之虞，无需林彪的"保驾护航"。林彪集团及其所控制的全军，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造神工具，其最大功能是无限强化毛泽东的"奇里斯玛"色彩，使"一句顶一万句"变成无可怀疑的信条，变成"精神原子弹"，此乃这场现代迷信的基石所在。因此"军代表"们的职能，很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处心积虑于识别、折磨并消灭异端者；严凤英惨案又惊人地相似于那个时期的所谓"女巫迫害"：十六、十七世纪西欧曾坠入一个疯狂迫害异教徒、"魔术师"的时代，宗教裁判所的惩罚酷刑计有砍手、剁耳、烙刑、笞刑、浸泡、锁绑、监禁、罚款、放逐、卖为奴隶等，死刑大部分是绞刑，还有斩首、溺死、裂刑等，然后焚毁尸骸，对"巫师"特别是"女巫"则直接烧死在火刑柱上，意谓"防范巨毒"。严凤英已经死了四十年，至今并未唤醒中国人：我们尚未走出中世纪。
二、岂容青史尽成灰
红卫兵话题，未必只是一个文革话题，也不仅仅是“红二代”话题，而是一个集权题目，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习近平是一个“黑五类”，却拿到权力也搞文革，他受迫害的教训，是去迫害更多的人；而中共的“我们子弟接班”，极有深意地选“落难子弟”而不选正统红卫兵，连薄熙来也跟习一样的经历，其中奥妙何在？可惜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展开不了这个题目。
照相机，镜头，快门；一只食指按下快门，"咔嚓"一声……一组电影语言："摄下罕见瞬间"，或称"镜头里的历史瞬间"，其背后支撑的一个惊人细节是，王晶垚得知妻子卞仲耘被学生群殴致死的噩耗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去买了一部照相机。他要抢在妻子遗体被火化（成为灰烬）之前留下历史证据。这个念头，也使得胡杰在三十年后拍摄这部《我虽死去》成为可能。
胡杰的手法，是刻意"纪实性"，甚至不留任何干扰"纪实思维"的多余镜头，在一个大规模销毁历史的时代，这无疑一种聪明的抗争策略；在针对记忆进行洗脑的一个制度下，它也是很珍贵的电影制作。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将来一定会属于"抢救和解剖文革"的经典话语。一个更加摄人心魄的特写，是王晶垚从一只旧皮箱里翻出受害者遗物，而且是三十九年来的第一次，于是胡杰的镜头，又凝固了一种历史瞬间：校牌、怀表、手表，指针停止在三点四十分，凝固了1966年8月5日那天那一刻，仿佛再诠释了苏珊桑塔格的那句话："拍照是凝固现实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拥有现实，但你可以拥有影像——就像你不能拥有现在，但可以拥有过去。"王晶垚永远占有了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暴行记录，暴政可以杀死卞仲耘，但它再也不可能剥夺和销毁这个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