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党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账，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复向中共发出呼吁，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于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而所谓“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2、“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络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奔驰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