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
五、文革远未成为普世记忆
文革未被这个体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遗忘了，中共通过沉默而遗忘文革，很吊诡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讳的，这说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红卫兵，对中共这样的集权制度，乃是一个大忌，所以中国人彻底遗忘毛泽东，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则是，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们，视八九学运为一次“红卫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机枪镇压，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从思潮、理论上清算过文革，如此注重意识形态的这个党，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种，还不要说习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这是2001年我在纽约市一个会场上的感想。
我刚才坐在下面听，有一些人在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比我们年龄小的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
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对"文革"其实并没有研究，会议邀请我来谈一下，我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赞成像王友琴与丁抒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王友琴默默无闻，完全靠自己的钱来调查、研究一九六六年学生打老师的现象，并且坚持不懈十年多的钻研，我很为她这种精神所感动。所以我接受此次邀请，但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么从何说起呢？我刚刚收到一个朋友给我的电子邮件，他是一个向美国出版界即书商介绍中国文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这些地区的小说、散文等的那么一个人。他的电子邮件是用英文写的，我现在把他翻译成中文。他说：
‘我并不认为非常优秀的散文，比如像杨绛的《干校六记》，现在可以介绍给非中文的读者，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现在的"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很多非犹太的读者已经可以大量地读到关于"大屠杀"书籍；很多非法国的读者可以读到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它们两者即"大屠杀"与"法国革命"的事情已经跨越了国际的边界。’
但是我们的'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世界的记忆"。这就是他跟我说的问题。其实，三十岁以下的中国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了。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他完全从一个出版者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理论研究，但我在这里简单地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觉得国际上对"灭绝、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对于灭绝、屠杀犹太民族的行为，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罪犯都要受到审判，逃避审判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捕。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吗？没有，至少我知道美国的学界没有。美国的学界有许多左派，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都是些学有所长的学者，但他们直到今天都认为"文革"没有错。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他教了很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对现在的中国大陆影响非常大，目前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叫"新左派"思潮，鼻祖就是我们的杰姆逊先生。他对中国的"文革"写了很多东西，但是这里的中国人圈子里没有人谈论他。（今天可以从网上搜索到：他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批评家。他的后现代理论已成为当代西方文论的经典叙述。）
后来王友琴推荐给我一篇文章，作者叫郭健，文章题为《杰姆逊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章发表在一九九九年的《万象》杂志上。介绍杰姆逊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一篇叫《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杰姆逊用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新中国是完整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人做为集体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把握"等等言论。这样的文章，在中国竟然受欢迎，所以你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个论调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有相当市场。许多学者开始研究"文革"，但却不是研究"文革"的问题，而是研究"文革"的合理性。它为什么合理呢？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洋人的论调，对中国老百姓会产生什么影响。"文革"并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
"文革"主要还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感受。我想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感想。首先我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谓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邓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内容，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为。谁打过我、谁斗过我、谁整过我，我倒过来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种人"。如果说"文革"被清算过，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清算过，这就是老干部的报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