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收拾这个局面的办法，是他第三次重新界定“施暴者”与“受虐者”的身份，1968年开始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把一切与1949年以前政治和社会有关的人，统统列入另册“待审查”。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最恐怖的一次，“受虐者”成为悬在当时四十岁以上者及其家属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预设恐怖的范围几乎覆盖所有人，以至“施暴者”第二天就可能成为“受虐者”，施暴者是在恐惧中施暴，“安全暴力”彻底变成每一个人拼命对他者施暴只单纯到为了自我保护。人与狼的界限没有了。
达到此境，连那个最后的施暴者毛泽东也没有事实上的安全了。荒诞的正好是，他最大的帮凶林彪，此刻正处于当初刘少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日日在恐惧中，终于为了自保而要刺杀毛了。这是“安全暴力”的终结。毛待收拾掉林彪，自己也接近崩溃了。
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生灵涂炭的后果和对人性的摧毁，至今还是两笔糊涂帐。后一笔尤其值得研究。“多数”能够为广泛的过激行为提供"理由"，本是一种民粹主义，但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以更大的权威来恢复秩序，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仑专制的道理。中国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别，最高权威毛泽东不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权威始终没有被怀疑过，以至社会的法纪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沦丧的境地。研究这个过程是政治学的范畴，如今“文革”已是美国政治学的一个“显学”，但也只能到此为止，无法逼视更深的问题——"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上述“施暴者”行为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
这才是“文革”研究最大的挑战。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摧毁的明证就是“文革”。其实不止“文革”，许多中国人不愿相信大陆上居然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但在1959年至60年冬春之交的大饥荒中，河南、安徽都出现了历史上“易子相食”的惨状，那是人在生存绝境中人伦防线的崩溃。“文革”则是一个纯政治性的生存绝境，毛泽东所刻意纵容的“施暴者”也是把生死悠关临驾于“受虐者”的，而且在"多数人的暴政"中，“施暴者”与“受虐者”的角色互换是个体所不能控制的，两者互为威胁和诱惑，一直堕落到人相食的境地，如在广西发生的情形，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除了这条传统的人伦防线，再没有其它东西，如西方文明中设在人与上帝之间的善恶界限。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很著名的意境﹕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大概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是“人相食”了。
这是比奥斯威辛还要难堪的一个人类耻辱。
四、满街都是刽子手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接下来二十年表面繁荣，内里依旧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莅临中国，但我看到天良的挣扎，她拒绝隐没——那民族创伤，驱动历史记忆如地火，在民间暗自流转，塑造著“记忆社会化”，推动受害者言说，渐渐显身为公开论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寻访“六四”死难者、王友琴调查“红八月”罹难受虐教师、胡杰独立制作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五七年右派向共产党公开索赔、廖亦武对幸存地主群体的口述实录等等，而追寻数千万死于饥饿民众的杨继绳《墓碑》，可谓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1、牺牲受害者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
‘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
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此一前一后，大相庭径。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