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其实是在张敏前面演讲，他提出一个极富深意的命题：群众骚动与权力的关系。他先简略介绍了"红八月"中的两个事件。一个是北京"榄杆市事件"，厡在张学良军队做军需的李文波和妻子被红卫兵批斗，李急切中曾抄起菜刀，当场被打死，但这个事件却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报复"，不久国家总理周恩来，又在公开集会上宣布判处李文波夫妇死刑，李的妻子刘文秀后来也被政府处死。王友琴在研究中也指出，"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另一个是"大兴屠杀事件"，遇罗文写过一本《大兴屠杀调查》的书，他介绍当时大兴县一个公社就杀死了325人，22户绝户，年龄最大80岁、最小才出生83天。
他说，刚才我们看片子里"红八月"打老师的场面，好像是学生自发的，好像是政府失控了，其实不是，相反是政府在背后控制的，凡是这一类不可思议的坏事，政府不允许就绝对不会发生。
从五十年前大兴县屠杀，直到近年来的抵制日货、韩货，背后都有一根看不见的权力教唆和操控的草蛇灰线。遇罗文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严密控制的社会中，任何民间发生的大规模事件，不可能自发产生，不是当局背后操控，就是默许的，是政府行为；这个当局，也必定是最高层。"
三、多数人暴政：“文革”的一个侧面
实际上，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了，所以当他们陷入“大众暴力”，无论是肢体的还是“语言暴力”，都辨认不了这是“文革回来了”，而且大众暴力至今还是中共得心应手的武器，施加于知识分子以及后文革的世代们，尤其管用。芙蓉镇里那句“运动了”也变得陌生，对中国不是件好事。
在近现代世界里，足以同德国纳粹集中营比肩的大毁灭行为，中国大陆的“文革”是极罕见的几桩之一，可是中国人至今对它没有反省和忏悔。其缘故当然首先是中共讳莫如深，但全民族反省的障碍，也深藏在几亿参与者的心底，因为这是人类史上难得如此彻底的一场“多数人的暴政”。如今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有多少是手也干净心里也干净、没污辱也没曲解过自己的亲人或他人的，真是天知道。大家都有些让那个枭雄毛泽东担去全部责任便心安理得的味道。
不错，若没老毛，“文革”发生的几率大概是百分之一，即使发生也不至于人伦灭绝如此。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搞“多数人的暴政”的大师，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假如中国人不清算这一套，真是白受了一场浩劫。
全民发疯、人人成为一个无所顾忌的施暴者，在任何一个尚有起码常识和秩序的社会都是做不到的。毛能做到的诀窍，其实很简单：他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前几天我们几个人的一次漫谈涉及到这个话题，“文革”中入狱近十年的作家张郎郎先生，对此归纳了一个绝妙的观念﹕“安全暴力”，指施暴者获得某种心理安全。
“文革”是以极野蛮原始的“血统”恐怖开张，被整肃的对象最初只是所谓“地富反坏右”，施暴行为从北京城的中学开始，高干子弟的恐怖组织“联动”到处横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风靡全国，它使社会以先天出身为标准自动分裂为“施暴者”与“受虐者”，但两者并非自觉“理所应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一个女中学生，名叫宋彬彬（中共现存“八大老”宋任穷的女儿），接受了她的一个“红卫兵”袖章以后，毛说道﹕怎么"彬彬有礼"呢？叫"宋要武"嘛！宋彬彬所在的是一所很著名的女子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卞仲云就是被一群十五六岁的“丫头们”活活打死的。毛泽东的"要武"口令，就是最先挑唆出身共产党干部家庭的中学生，给他们以施暴的“安全感”。如今去分析会很奇怪，毛搞“文革”不是要整当权派吗，怎么先给了“当权派的儿女们”以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是所谓“安全暴力”的第一次出场，“施暴者”与“受虐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游戏规则﹕施暴者要心安理得、肆无忌惮。
接下来马上就轮到当权派去作“受虐者”了。毛想打倒刘少奇的动议，在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的中央政治局里，绝对是少数，他必须借助一个"多数"；而要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拉下马，又必须让整个官僚集团（对共产党而言就是整个“党”）"陪绑"不可，这就需要借助一个更巨大的"多数"。据说，刘少奇在人大会堂与毛最后一次见面时，就曾说﹕我解甲归田，请不要再整各级干部，毛笑笑不作答复。他很知道打倒一个国家主席不搞"多数的暴政"是荒唐的，毛泽东这么一个光棍型的独夫，自己心理上其实也需要施暴的“安全感”。这一回他把“安全暴力”给了全民，好象你对这个制度不满这次都可以发泄，“文革”具有的反共产党体制的微妙色彩，即来自这里。我至今觉得，这个体制的很多受害者当时都误读了毛泽东的话，以为真的可以“造反有理”，其悲剧性一如五七年的右派被毛“引蛇出洞”。所谓“造反派”与“保皇派”的分野，虽然有对体制“亲和”或“反叛”的因素，但更本质的是大家都获得“安全暴力”，演成全国性武斗，其结果恰是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在这个混乱期，“施暴者”与“受虐者”的界限不存在了。“多数人的暴政”会产生“轮流上断头台”的效应，这是法国大革命的景观，但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却是全民都沦为“受虐者”，“施暴者”只剩一个毛泽东。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