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毛泽东为谋求国际共运领导权，开始向金日成妥协，并主动要求从朝鲜撤军
然而，中朝关系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转机，因为此段时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共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也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为了与苏共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泽东亟需朝鲜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毛泽东采取了三大措施以赢得金正日的支持：
（1）、开始支持金日成打压反对者。这一转变首先反映在对待流亡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上，1957年3月16日，吉林省委书记富振声在与移居长春的前平壤市委组织部长金忠植谈话时很不客气地说：“你从朝鲜来我国，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们曾经要求你回国，但是你坚决不愿意回去，我们只好把你留下来。”然后告诉他中国“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最后富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托转告他，在中国期间要尽量避免与朝鲜人及中国朝鲜族人接触和通信，更不能谈论朝鲜的问题。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回国后，金日成立即采取行动，进一步在党内进行政治清洗。中国使馆获得的一份劳动党内部讲话材料称：到1958年初，朝鲜“全面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国家反党的宗派分子”，进一步肃清了“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金承化、徐辉、李弼奎等反党宗派分子的残余毒素”。
（2）、开始非常热心地大力援助朝鲜。1958年11月22日，金日成再次访问中国，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会谈中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
（3）、由于中朝关系出现裂痕，加之某些志愿军干部存在的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以此为借口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为了彻底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等价值1亿5,7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当然，毛泽东的友好付出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金正日在之后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了“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颂扬中国“以强大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二、60-90年代朝鲜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争取两国援助
1、中苏分裂初期，朝鲜保持中立，获得了很多援助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竞相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援助金额和规模也不断攀比上升。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不希望得罪中、苏任何一方，因此，金日成左右逢源，尽力争取利益最大化。比如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对于中朝走近，苏联不甘落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并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除了政治上的攻击和拉拢外，最有效的当然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援助，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中苏双方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援助要求。1960年8月，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而中国如果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中国政府承诺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周恩来表示，虽然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1960年虽然中国正在经历着“大饥荒”，但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而中国的援助反过来又推动了苏朝达成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
2、1965年之前朝鲜支持中国反对苏联，中朝进入“蜜月期”
随着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和中苏关系的逐渐恶化，朝鲜的中立政策就难以为继了。由于不认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原因，1965年以前朝鲜更加倾向于保持同中国的亲密关系。比如针对苏共带头指责中共的情况，1963年1月朝鲜《劳动新闻》发社论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反对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而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时，金日成明确表示：（1）朝党不怕国际共运的分裂，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赫鲁晓夫分裂了；如果中国同赫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2）朝党不愿站在第二线，已组织了“秀才”班了，准备参加论战，并且准备“点名”批苏；（3）朝党支持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并愿意出面向其他党做工作。此外，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朝鲜也明确支持中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关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在这段时间内，中朝之间缔结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协定：（1）1961年7月11日缔结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从而确立了中朝军事同盟。（2）1962年10月12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在此条约的基础上，1964年3月20日，中朝两国在北京缔结了《中朝国境的议定书》，将长白山一带的边界从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的石乙水线退让到接近于朝方的主张线，将白头峰和天池的一大半（朝鲜54.5%、中国45.5%）划给朝鲜，白头峰后被朝鲜改名叫将军峰。后来经过1972年至1975年进行的中朝第一次边界联检，确定中朝边境的沙洲、岛屿61个，其中划归中方13个。“这是对朝鲜相当有利的分割。”正因为如此，在中朝矛盾深化的“文革”期间，参与此事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受到红卫兵的残酷迫害。红卫兵骂他是“卖国贼”，“连从鸭绿江中国一侧登上白头山山顶的公路都出卖给了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