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朝关系出现裂痕，加之某些志愿军干部存在的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以此为借口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因而继续在朝鲜驻守是不受欢迎的。为了彻底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志愿军撤退时将营房、设备等价值1亿5,7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全部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
朝鲜战争期间，彭德怀与金日成交谈
一、朝战结束后，中朝之间并未始终处于蜜月期
1、为了弥合战争期间的中朝矛盾，50年代中期中国给了朝鲜大量援助帮其重建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军事指挥权、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冲突，因此，朝战期间及战争结束时，中朝关系并不好。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在平壤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1955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也就是说，朝鲜对志愿军并不像国人想象的那般信任和感激。
为了重新赢得朝鲜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战争一结束，中国便开始大规模援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中国的援助力度非常大：（1）、1953年金日成访问中国大陆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方明确表示“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起，截止1953年12月31日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至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折合人民币新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同时规定，在1954-1956三年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2）、除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向朝鲜提供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和生活消费品等。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和大量的粮食等。（3）、中国几十万志愿军还为朝鲜提供了大量无偿劳动力，支持其战后重建。据志愿军司令员杨勇1958年的报告说：“8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3万米，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考虑到中国刚刚在朝战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这样的援助确实超乎寻常。
2、朝鲜战后重建出现严重问题，金日成为了清除异己不惜开罪毛泽东
尽管有中苏的大力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进展飞快，但是仍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1）、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朝鲜普通工人平均月工资只1,500朝元，但一米棉布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2）1955年，由于朝鲜强制推行农业合作化、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等措施，造成了粮荒，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强制征收及禁售粮食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为此，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帮其渡过了难关。（3）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朝鲜劳动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一些干部开始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这使金日成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为了稳固地位，金日成开始逐步清洗对其有异议的党内其他领导者，特别是“在中国待过的”（即所谓的“延安派”）。在1955年4月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同时，他将粮食危机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风潮四起，劳动党内对金日成的批评也日甚一日，针对这种情况，金日成在1956年8月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随后，朝鲜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延安派领导（他们都是从中国回来的）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潜往中国。随后，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以“从事反党活动”为名开除了这四人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此即朝鲜所谓的“八月事件”。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做法极为不满，直接指责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11月朝鲜为了抵消中国的影响，金日成更是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为此，毛泽东派彭德怀赴朝“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尽管金日成迫于中方的压力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但其在执行时一直拖延不办，这致使中朝关系迅速转冷，主要表现在：
（1）、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2）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3）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