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整整过去了二百一十八天，才准许我回家。此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走资派”、“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剧烈斗争，已成强弩之末，但我个人的灾难，依然漫无尽期。遵照各种“勒令”，我要担任清砂，搬运，以及整个车间的环境卫生。这是三四个人的工作量，一个人累死也难以完成。更可怕的是，装配车间成立了一个五人战斗队，专门负责对我一个人搞专政。在宋凤庆的指挥下，领头的蒋恩贞。个大额头上长着两只小黑眼珠的退伍战士，阶级斗争嗅觉之高，堪称一绝。在他的带领和教导下，专政班子里出现了两名干将：一个是名叫于在义的技校毕业生，走路歪歪斜斜得了个外号“于瘸”；他并不吸烟，却借来烟袋，我在低头弯腰时，烫我的脖子。另一个是当兵不到二年就“光荣退伍”，时下正积极追求一个干部女儿的胡家同。他不仅整天像防贼一样，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而且动不动就打出手。为了表现他们的阶级觉悟，除了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更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惩罚的手段。
我的身体已经坏到了极点：下肢浮肿，左臂麻木，左腿肿胀，右眼视力模糊，腰椎间盘膨出……几乎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但他们每天分配给的任务，却是几个棒劳力才能完成的。万般无奈，我径直去市革委政治部上访。一位姓郭的解放军营长，不但没有厉言疾色训斥，反倒劝我“沉住气，想开些”。不料，一回到厂里，便被揪上了批斗会。一根细铁丝吊着二十多斤重的大木板，在我的“头衔”之上，再加上“反动透顶”四个大字，用红笔打上叉叉，挂上了我的脖子。质问我为什么要去市革委诬告革命群众？不一会儿，铁丝就陷入肿起来的肌肉里。我忍无可忍，瞪着双眼大喊：“你们搞人身摧残，那就来吧——我什么也不回答。”“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口号震天响，直到脖子渗出血，批判会方才“胜利收兵”！
万般无奈，三天后，我又去了市公安局信访处。接访人是一位姓谭的科长。我自报家门后，小心翼翼地说道：“为了加速思想改造，自愿请求去劳教所改造。”“什么？你想到劳教所去？新鲜！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还第一次听到，有人自己要求去那地方的呐！”他的刮得铮青的下巴高翘着：“哼，你认为劳教所是宾馆、养老院，谁想去就能去？告诉你，那地方，想去的去不了，不想去的还非去不可！你再这样瞎胡闹，那就不是进劳教所的问题！”“同志，我不是瞎胡闹，我是诚心诚意为了加速改造。因为在厂里实在是……”“呸！谁是你的同志？滚回去，不然，我叫武装把你押送回厂！”
我急忙溜出公安局回到工厂。出乎意料的是，居然没有再犯“诬告革命群众”的新罪行。大概那位科长因为工作太忙，忘记向厂里反映我的“瞎胡闹”。
望尽天崖路，丝毫看不到解脱的希望。难道刚刚步入四十岁的门槛，便去见阎王爷？我深深陷入痛苦迷惘之中。
正在这时，厂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侯姓的摘帽右派，被“重新戴上帽子，开除厂籍，押送农村，管制劳动”。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步侯某的后尘，不就是一条活路吗？对，豁出二十七年工龄不要，回老家当农民去！我立即写了一份辞职报告：“……鉴于本人健康状况，诚恳要求领导恩准，允许我辞职。回到原籍，在贫下中农的管制下，老老实实进行劳动改造。”
报告递上去好多天，如石沉大海。我又写了一份给自己升级的申请：要求开除厂籍。不料，仍然杳无消息。只得到厂革委去恳求。一位姓于的革委会副主任，不等我申明来意，便厉声斥责道：“住口！现在你的唯一前途，就是在厂里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他的两只小眼圆睁，一只向右面突出来的门齿翘得老高，仿佛要把我一口吞掉。“哼，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认为我们看不透你的狼子野心？你是千方百计逃避改造。我们早就知道，你们村里的干部，都是你当儿童团长时的虾兵蟹将，七大姑八大姨。你是想躲到他们的保护伞下，继续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妄想！告诉你，只准你规规距距，不准乱说乱动。除了无条件地服从革命群众的专政，绝没有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力——包括要求开除！”
此时我才明白，他们怕我回到农村逍遥自在，因为我出身贫下中农，没有人会给我下勒令。而那个摘帽右派，因为是富农出身，就遭到了驱赶的命运。那年月坏出身无异于得了政治癌，处处死路一条。想不到出身好也能带来厄运。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我想到了丁毅为之送命的一闪念。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出现在脑际——出逃。
运动初期，我与成了走资派的原党委书记杨立志等并肩游厂时，他偷眼瞥见我昂头挺胸，满脸愠色，怕我吃苦头，多次低声劝我：“低下头，别自找苦吃。”这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虽然他刚刚“站起来”，不可能替我说话。作个证明人还是可以的吧？为了不再落下“叛国”之类把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将一段时间内所受的折磨，包括劳动折磨。扼要开列出来。我告诉他，工人两班倒，我要一个人上连班，我干的工序是清洗，还要负责全车间的搬运和卫生。月底工人加班，我一次连续干了二十七个钟头，本来腿就瘸，等到下班，已经不能走路了。信的最后，我申明：“杨书记，我恳求您转告革委会各位领导。今天我要自动离职养病，并没有别的企图。一旦病情好转，如果厂里还要我，我将立刻回厂接受监督劳动。”
1972年8月21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天晚上，我让大儿子将信送走，同时离开家，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逃亡生活。
我不敢径直回原籍，先到了岳父家。岳母早已去世，岳父六零年饿死。内弟夫妻虽然已经知道了我的“阶级敌人身份”，却一如既往，仍然当亲戚款待，那年月实在难得。十天后，估计搜捕已经过去，方才回到老家。果然不出所料，我离厂第三天上，厂里即来人“家访”。但没有说我已逃走，反说在厂里挺好。然后找到村革委会主任，说我是叛国投修要犯，已经私自逃走，一旦发现我回了家，不要惊动，立即打电话告诉厂里。
十四岁离家参加革命的儿子突然归来，双亲虽然忐忑不安，却没有说什么。兄弟姊妹却不答应了。大妹妹来信说，离职逃走，是顽抗到底，自走绝路！劝父母“不要收留他，更不要认这个不肖之子”！二弟来信告诫二老：“要认清那家伙抗拒改造的反动本质，立刻让民兵将他押回厂去！”在老家的三弟，婚期将至，害怕我给他带来连累和难堪，也劝我赶快离开。正所谓有国难投，有家难归！
我连夜从家里逃出，投奔一个右派集训时认识的中学地理教师。这位姓袁的同类，由于“恶毒攻击农业社地里的草比单干时还多”，成了极右，被举家赶回农村。同病相怜，他竟敢收留我，让我在他家里养伤。穷途末路相助，不啻是救命恩人！在他的家里，我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身上的病痛大大减轻。我不忍心继续连累人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悄然离开老袁家，来到附近一个小火车站，登上西去的列车，向东岳泰山奔去。
事后想想，连自己都感到无比惊讶：身无一技之长，能够下定弃职而走的决心，已属不可思议。而刚刚两条腿能走路，便往著名的风景名胜处跑，谁听了都说是疯癫白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自己竟认为那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狡兔尚有三窟，我岂会不知？我作了两手准备：首选泰山，其次是孤岛。满以为，两处地方，至少有一处可以提供一个藏身之所。
当初因公出差，我曾多次经过泰山脚下。上大学之前，还在济南工作了半年。那时，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却连逛一逛近在咫尺的巍巍东岳的念头都没产生过。我幼稚地认为，既然泰山为五岳之首，方圆上百里，在人迹罕至的深谷僻地，肯定有独户人家。哀求人家发善心，收留自己，种地，放牛，作佣工，均不挑剔，不给报酬也心甘情愿，谅不至于遭到拒绝。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家，就退而求其次：栖山洞，做野人。难道偌大一座泰山，连一个容下五尺之躯的山洞都找不到？大海上落难的鲁宾逊，能在荒岛上生活二十七年。我也生着两只手，而且经过十几年的劳动锻炼，难道我就不能食野菜、采野果，开荒种田，维持生命？
在泰安车站下了车，我信心百倍地沿着登山石阶，向泰山深处奔去。路上看到几户独居人家，但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过了大门洞开、神像歪倒在地的斗母宫不远，山崖旁有一户人家。我装作找水喝，上前试探。这人家只有一个害哮喘病的老鳏夫。他告诉说，上面有命令，泰山上所有分散的农户，都要集中到山下居住，以防止阶级敌人暗藏破坏。我询问山上有无野兽，借以探知山中有无山洞。老人说，他生在泰山，长在泰山，隐藏狐狸猪獾的小洞有几个，但从未见过能藏住豺狼虎豹等大个头野兽的山洞。
